■本報記者 袁一雪 見習記者李昕茹

從不被人關注到一躍成為僅次于癌癥的第二大殺手，抑郁癥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已不容忽視。

9月11日，國家衛健委發布《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提出將“抑郁癥篩查”工作納入重點人群的體檢項目，其中要求各高中及高校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

鑒于患病人數逐年上升的趨勢，如何把好抑郁癥篩查這第一道“關卡”，是高校必須面對的問題。

優秀、自律、行動力強，在他人眼中，今年已獲得保研資格的宋青身上有諸多閃亮的標簽。只有他自己知道，本科階段的他曾經歷過怎樣的至暗時刻。那時，他被確診為抑郁癥，需要進行藥物治療。

在大學生群體中，得抑郁癥的不止宋青一個。早在2009年，北京地區調查顯示，大學生抑郁癥患病率已達23.66%，總數不少于10萬人。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更新了全球抑郁癥患者數據，目前全球有超過3.5億抑郁癥患者，近十年來患者每年增速約18%。在罹患抑郁癥的人群中，每天約有3000人自殺，自殺率高達15%。

9月11日，國家衛健委官網發布《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方案》將青少年、孕產婦、老年人、高壓職業人群列為重點人群。在重點人群中，高校學生也囊括其中。世界衛生組織曾指出，1/4的中國大學生承認有過抑郁癥狀。因此，《方案》要求各高中及高校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

逐年上升的趨勢

2016年，宋青由于藝考失利與清華大學失之交臂。盡管憑借文化課成績，他順利進入一所“211工程”高校學習，但心理的落差還是讓他難以適應。

對自己要求苛刻、所有事情都要盡善盡美，“雖然我不喜歡我就讀的專業，但還是強迫自己必須名列前茅”。宋青告訴《中國科學報》。利用業余時間，宋青還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盡管在他人眼中宋青有諸多優點，但只有他自己知道，獨處時有多落寞，因為無法與人交心，所有的興奮與快樂似乎都在人前消磨殆盡。大二時，宋青出現了失眠癥狀。“我的手也開始時不時抖動，有時甚至連盤子都拿不穩。”宋青說。經過醫院診斷，宋青被確診為抑郁癥，并且需要藥物治療。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曾有一句名言：“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丘吉爾之后，黑狗（black dog）便成了英語世界中抑郁癥的代名詞。抑郁癥帶給人的影響不僅是情緒低落，更是對生命的輕視。

在華中農業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工作人員每年處理的心理危機干預事件就有近40起，其中約2/3的學生患有抑郁癥。據該中心教師介紹，僅2016年9月一個月就處理過十幾起，且類似事件呈逐年上升趨勢。

采訪過程中，有高校心理咨詢師透露，每學期接觸需要接受藥物等治療的心理疾病學生有100名左右。

關于抑郁癥的起因，心理學內部各學派有許多不同的論點，有的認為是基因和神經遞質等生物因素導致抑郁癥的發生，有的認為抑郁癥是個體應對社會環境有障礙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家庭、社區和人際關系都可能成為抑郁癥的誘因。

“抑郁癥的成因復雜。”中南大學臨床心理學教授唐海波告訴《中國科學報》。性格特征、外界環境刺激、遺傳等因素都和抑郁癥的發生有關。同時，這些因素也和其他的心理疾病，如焦慮癥、強迫癥、精神分裂癥等密切相關。

挖掘潛在的問題

為了將學生隱藏的心理問題反映出來，2016年，由教育部牽頭、北京師范大學開發的《中國大學生心理健康的測評問卷》正式啟用。該問卷共包含96道題目，涉及22個維度與4個層級。其中，22個維度包括抑郁、焦慮、人際關系敏感、強迫、偏執、躁狂、精神病傾向等；將精神狀態劃分為非常嚴重、密切關注、自己多加注意與沒有顯著心理問題4個層級。

北京交通大學是第一批試用該問卷的高校之一。每年“十一”過后，北京交通大學學生心理素質教育中心會開啟線上問卷端口，新入學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可以從手機、電腦或iPad等終端登錄系統，完成測試。“我們會避開剛剛開學那段時間，因為那時新生入學后的教育活動比較多，時間很緊張，學生也忙著適應新的學習與生活，這些可能對心理造成比較大但也比較偶然的影響。我們希望盡量避免偶然性的、不頻繁的因素。而在國慶假期后，學校生活開始步入常規狀態，一些非應激性的心理問題則更容易顯現。”北京交通大學學生心理素質教育中心專職教師孫大強告訴《中國科學報》。

問卷調查結束后，再經過一周的后臺數據整理，心理素質教育中心會根據教育部設定的標準，組織約談就問卷評分而言心理危機級別較高的學生，約談工作將持續兩到三周時間。

“約談的內容由我們擬定框架，盡量做到標準化和實踐性的結合，針對每一位學生的約談大概要半小時。在約談過程中，我們需要辨別哪些學生是因為疏忽而誤選了某些答案，還是真的需要幫助。當然也可能順便發現一些問卷沒有反映出來，但又需要及時干預的問題。”孫大強解釋說，“有些學生是不認真，沒有仔細看題，或者對個別詞匯理解有偏差，比如過去的測試題本有道題是‘想輕生’，有的學生就將其理解為‘輕松生活’，才進行了勾選，訪談環節可以排除這類學生的問題。”

而對于一些確實存在心理問題的學生，訪談教師會初步評估其嚴重性、風險性。如果可以通過咨詢解決，就會邀請學生定期前來做專業的心理咨詢。“而有些學生心理問題比較嚴重或模糊，需要進一步評估診斷，超出了一般心理咨詢的工作范圍，我們就會建議他去醫院；情況確實嚴重且緊急的，則需要在學生知情同意的情況下，通知該生所在學院的負責人，甚至家長。”

“外松內緊”的管理

隱私問題是涉及抑郁癥的學生比較關注的方面。對此，孫大強認為必須關注，但并不需要特別擔心。“心理咨詢有保密協議，對于咨詢者的信息，我們除了備案外不會讓相關檔案流出心理咨詢中心。”孫大強說，“不過，保密協議也規定了例外的情況，即如果咨詢者自殺或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與他人安全，可突破保密協議。但突破保密協議之前仍然需要告知當事人，爭求知情同意。”

中南大學的篩查步驟與北京交通大學類似，“對心理健康測評問卷分數較高的學生我們會進行一對一訪談，如果癥狀明顯，會建議他去醫院診斷，若出現的癥狀比較嚴重，例如幻聽、妄想、情緒低落并有自殺等想法，我們會先通知輔導員，并讓輔導員聯系學生家長。”唐海波介紹道。

“如果學生心理狀況目前能夠得到控制，可以繼續留在學校學習。那些需要教師額外注意的，我們會根據其嚴重程度通知該學院分管學生工作的副書記或者是輔導員，做好‘外松內緊’的幫助和管理工作。”孫大強說。即便通知教師，也會叮囑其不要過分關注，盡量減少對學生的干擾。“最便捷的方法之一就是給學生安排教師助理的工作，這樣既在相關負責人的接觸范圍內，便于管理，同時有事情做也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學生抑郁的情緒。”

“病恥感”是不少心理問題罹患者會出現的現象，他們一邊渴望幫助，一邊卻又害怕別人的“有色眼鏡”，默默承受疾病帶來的困擾。“其實是否確診為精神類疾病，都不代表學習能力有問題，也不是道德、人品問題，甚至某些患有精神疾患的人因為打破陳規而更具有創造性。”孫大強認為。另外，就現有法律而言，學校是事業單位，無權僅以心理原因就拒收心理問題罹患者。“只要他沒有危害社會，而且具有相應的學習或者工作能力，就不能剝奪其教育和工作的權利。”孫大強補充道，“特別是很多心理問題是一過性、情境性的，如果因此把一生都耽誤了，實在可惜。”

篩查端口不宜過度前移

在此次公布的《方案》中，高校學生包含在青少年人群中。《方案》還同時建議，將抑郁癥篩查納入中學心理健康篩查工作中。

對此，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谷傳華認為，高校本科新生的心理問題有些起源于高三。“高考壓力大，學習強度高，造成很多學生睡眠質量差、心理壓力大，導致生理與心理免疫力均下降，最后會出現大批的抑郁癥患者。”

不過，孫大強不建議將抑郁癥篩查端口過度前移，“很多人在青春期會經歷理想和現實的磨合與碰撞。有些人不能順利度過，就可能會產生抑郁和焦慮等心理問題。但這是對環境的一種反思和敏感，甚至也可能是正常的反應。”孫大強說，“篩查后，作為問題而提出來，反而可能加重心理負擔，未必有利于問題的解決。當然，出現醫學診斷級別的心理癥狀，還是需要及早正規干預。”

其實，人們的精神狀態并非“非此即彼”。今年6月，哈佛大學全球心理健康實踐教授Shekhar Saxena曾在“健康中國國際公共衛生管理培訓項目”中，給出了柳葉刀全球衛生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對心理健康的理解。心理健康和不健康是一條直線的兩端。如果最左端寫著心理健康，那么向右依次為精神困擾、精神障礙、心理社會障礙。Shekhar Saxena認為：“每個人都處在這條直線上，有時偏向右邊，有時偏向左邊。”

為了讓學生對自己的精神狀態有更清晰的認知，目前各大高校均開設了大學生心理健康課程。在北京交通大學，2009年實施課程改革后，心理健康普及課被重新構建，細分為大學生心理健康、心理素質技能訓練、社會心理學、幸福心理學、情感心理學、兩性心理學和生命教育等課程。目前就選課人次而言，課程覆蓋率達到100%，其中大學生心理健康課屬于全校核心素質教育課程系列。

“其實，孩子的抑郁與家長不無關系。例如，如果孩子的想法在家長看來是錯誤的，就會剝奪他們的表達空間，而壓制次數過多則會導致孩子產生抑郁心理。”谷傳華認為正面引導更重要，“要給孩子留出表達自己意愿的空間。他們有些想法可能只是一過性的，不必急于反駁，讓他們說出來可能就已經將問題解決了一半。”

“我們不僅要設定人不應該做什么，同時也要強調人應該追求什么。”孫大強也認為，從倫理學角度看，規范倫理強調人們做什么是錯誤的，而德性倫理則強調人性的最高境界。“社會有時太過注意抑惡，而揚善不足；而很多‘壞’東西實則難以消滅，應適當將更多精力放在揚善上，如果‘善’足夠多，那么就抑制了作惡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