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虞仁榮、黃崢、李永新……隨著我國企業家隊伍的壯大和成熟，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加入了高等教育辦學行列，參與的途徑也日益豐富。

“企業捐資辦學”“企業出資、政府辦學”，多元化辦學形式的背后，企業家有著怎樣的考量？要辦出一所理想的大學，政府部門、企業家，乃至社會各界，又該有哪些調整和配合？

■記者 溫才妃

不久前，“玻璃大王”曹德旺所屬的河仁基金會捐資100億元籌建一所高水平、應用型大學——福耀科技大學，引發公眾廣泛關注。大家的關注點不僅在于其捐資數額之大，還在于該大學將會成為一所公立院校。

同樣是今年，韋爾股份的創始人虞仁榮已在年初捐資200億元，在寧波創建一所新型研究型民辦院校，暫定名為東方理工大學。

實際上，企業家參與辦學，多數情況下興辦的都是民辦院校。5月14日，修訂后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發布，其中也明確指出，“國家鼓勵以捐資、設立基金會等方式依法舉辦民辦學校”。

而現在，除了傳統的“企業捐資辦學”，福耀科技大學又提出“企業出資、政府辦學”，以“探索新型公辦大學辦學模式”。企業參與高等教育多元化路徑的背后，有著怎樣的考量？而企業家以哪種形式參與辦學更好呢？

為什么辦“公”不辦“民”

企業家可以直接創辦公立大學嗎？

按照我國現行的法規并不可以，公立大學只能由政府部門利用財政經費創辦。

但是，公立大學可以接受社會企業捐贈。“即使公立學校的辦學經費，大部分來自企業，也不會改變其公立性質。”北京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洪成文舉例說，美國密歇根大學來自州政府的辦學資金僅占其辦學總資金的10%左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大學的政府撥款也不到其辦學經費的50%，但并不改其公立屬性。

福耀科技大學實際上就是政府利用曹德旺捐贈的資金創辦的一所公立大學，因為此前少有，也被外界視作“企業出資、政府辦學”新機制的探索。

而企業家參與辦學的“主流”卻更多在于民辦院校。2017年9月1日施行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明確了對民辦學校實行分類管理，民辦學校可選擇設立為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民辦學校。選擇為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可以登記為社會服務機構或事業單位，享受與公辦學校同等的用地、稅收優惠。

由于辦學形式新穎，南方科技大學、西湖大學、東方理工大學、福耀科技大學等都被稱為新型大學。在新型大學中，西湖大學、東方理工大學就是非營利性民辦院校，前者辦學資金主要來自社會捐贈，后者目前主要來自于企業家捐款。

既然如此，曹德旺為什么要出資給政府創辦一所公辦院校，而不是選擇支持一所公辦院校的二級學院或創辦一所民辦院校？

從難易程度上來看，支持一所公辦院校的二級學院難度最小，也是最經濟的。事實上，曹德旺也支持了很多公辦院校的二級學院，如不久前剛剛動工的廈門大學德旺商學院。“創辦公立院校，可以理解為他‘多管齊下’的一部分。”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別敦榮說。

而辦一所民辦院校，“受到資源、政策限制，想要辦成高水平大學難上加難”。別敦榮說，但“企業出資、政府辦學”可以借助公辦資源和民間資本的優勢，縮短高校建設發展所需要的時間。

此外，一些民辦院校通常帶有強烈的舉辦者色彩，容易被外界質疑為“僅為舉辦企業培養人才”。

21世紀教育集團研究院院長劉占杰告訴《中國科學報》，即便選擇了非營利性民辦院校，辦學中的落地還需要當地政府出臺執行細則來保證。而公辦院校享有一切國家相關的優惠政策，如土地供給、稅收等，教師身份也是編制內的。采取“企業出資、政府辦學”這樣的方式，可以直接解決現有民辦院校的一系列問題。

“‘企業出資、政府辦學’更適合信任政府，認為自身辦學能力不充分或精力受限的企業家。”洪成文說。

與地方教育發展相結合

同屬于公辦院校，很多人認為福耀科技大學有汕頭大學的“影子”。事實上，二者雖有類似之處，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創辦者不同。汕頭大學最初是由廣東省政府創辦，后由香港長江集團創始人李嘉誠捐資，而福耀科技大學是在曹德旺捐資100億元的基礎上創辦起來的，之后將繼續吸納社會捐資。

之所以出現這一情況，與曹德旺所在的福建省有很大關系。

歷史上，1921年，“橡膠大王”陳嘉庚捐出全部身家400萬大洋創辦廈門大學，后不惜變賣資產給廈大作教育經費。但陳嘉庚最后也因為資金跟不上，將廈門大學捐給政府，以保證教學不中斷，由此廈大由民辦轉為公辦。

相比東部其他地區，閩商更有著捐資辦學的傳統。陳嘉庚的那句“即使變賣大廈，也要支持廈大”，至今仍激勵著眾多后來者。如創辦閩南理工學院的閩商許景期，賣掉7家企業全力支持辦學。

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官胡潤也表示：“閩商做慈善相對慷慨。胡潤慈善榜18年來，閩商幾乎都排在前兩名，而在胡潤百富榜上，閩商只排前五。”

現實中，相比東部9省（自治區）3市（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廣西、海南），福建可謂“排名不佳”。

截至2020年6月30日，福建共有89所高校，其中本科院校39所、專科院校50所。但該省只有廈門大學、福州大學兩所一流高校或一流學科建設高校，本科院校數、本科生在校生數、研究生在校生數、“雙一流”高校數量均在9省（自治區）3市中排名靠后。

雖然近年來福建持續加大教育投入，推動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從長期來看，福建高等教育總體仍呈現出教育滯后于經濟發展、結構不合理、競爭力不強、投入不足等問題。造成這些問題的背后有著復雜的歷史原因，如本身基礎落后、觀念保守、政府歷史欠賬較多等。

然而，福建民營企業較多，對人才需求旺盛。高等教育慢半拍的情況，也促使了福建省政府對企業出資辦公立院校的“一拍即合”。

“如果學校辦成功了，曹德旺很可能成為第二個‘陳嘉庚’，福建也多了一所名牌大學。當然，如果學校沒辦成功，未來資產清理，財產歸屬于政府，債務也將歸屬于政府。”洪成文說。

辦一所大學不同于辦公司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企業家隊伍壯大成熟，企業和企業家精神成為社會發展中敏銳、活躍的因素。越來越多企業家表現出對高等教育事業的參與熱情。

雖然國家鼓勵企業家辦學，但有實力的企業家也并不是人人選擇辦一所大學。比如，今年上半年，拼多多創始人黃崢向浙江大學捐贈120億元開展科學研究，中公教育集團董事長李永新捐贈10億元給北京大學，助其全方位發展。多元化的形式背后，企業家也有自己的顧慮。

劉占杰告訴《中國科學報》，主要是教育管理體制問題。企業家辦高等教育，首先是出于情懷，想辦一所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大學。但一所大學的舉辦并不像開公司一樣，實行注冊制，而是有一定程序和地方教育事業發展規劃的。

而且，高等教育不像基礎教育，它需要一定自有資產規模，并且落實到學院法人財產權，而土地房產等用于教學的固定資產、設施是不能設置抵押融資的。“也就是說，無法運用企業的運作方式來運營學校，這就對于擬舉辦高等教育的企業資產和規模有了較高要求。”劉占杰說。

另外，目前高等教育招生還屬于計劃管理階段，本專科計劃分別由教育部和省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確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企業家辦大學的規模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科是高校辦學中最核心的部分，但無論是民辦院校還是公辦院校，要從本科起步，均有一定難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根據國家規定，民辦教育一般只能從專科辦起，畢業生的層次與企業所需求的專門人才層次有差別。“當然，隨著職業教育改革的深入，有些問題通過職業本科層次專業設置會有所緩解。但總體上講，任重道遠。企業家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資金準備。”劉占杰說。

事實上，曹德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福耀科技大學將從研究生教育起步，把學生培養成為我國制造業企業需要的專門的匠師級管理人才。

背后的原因也許有些無奈。

別敦榮指出，培養什么層次、類型的人才，既需要系統設計，也需要考慮現行的政策和法規。當下，辦本科教育首先要申辦本科院校、專業，流程較長、審批手續較多。辦研究生教育可以借助一些現有高校的平臺和招生名額，先把學校辦起來。“在一邊辦學、一邊建設的過程中，來籌備一所完整的大學，先辦研究生教育可能是一種策略性的考慮。”

然而，我國高校多強調理論，學生在實踐能力方面普遍偏弱，能否招到適合的優秀本科生，還得打一個問號。

亨通信安總經理陳夏裕認為，盡管這條路有點“迂回”，但也有走通的可能性。首先，福耀科技大學的辦學規模小，僅為3000至5000人，招到相對合適的生源還是有可能的。其次，先進制造離不開具備應用技術的高水平經營管理人才，這樣的人才在市場上很緊缺。“著手培養匠師級技術人才，企業家真正布局的是未來10年后集團的高管隊伍。”

企業家意志如何保證

如此看來，“企業出資、政府辦學”是否是企業家參與辦學的最優模式？

在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吳華看來，未必如此。在“企業捐資辦學”“企業出資、政府辦學”這兩種模式中，他更加看好的是前者，因為“企業家自主辦學，目標會更加明確”。

他補充道，這里的自主辦學是廣義上的，包括企業家將錢捐給基金會，由基金會尋找職業校長來辦學。

“缺乏辦學自主權是我國高校普遍存在的問題，民辦院校在辦學自主權上的情況比較復雜，雖然受到限制，但相對公辦院校更加靈活，也更有探索空間。”吳華說。

比如，更加開放和有效地利用全球人才、更加靈活的專業設置等，這些嘗試要承擔更大的風險，做更加艱難的探索，沒有辦學自主權是做不到的。“從決策權來說，企業家自主辦學比企業家出資交由政府辦學，決策的自由度更大，也能夠更加準確和有效地響應人才市場的需要。”吳華說。

在洪成文看來，高校辦學主要解決兩個問題：定位和資金。“尤其對于新型大學來說，高水平、國際化、錯位發展是其重要特征，快速發展是其抓手。”

洪成文指出，由企業家參與辦學的新型大學將給未來我國的高等教育帶來諸多看點。企業家精神偏重實際，其參與創辦的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比普通高校更務實；企業家辦學不用懶人，有助于刺激普通高校更換不作為的教職工；企業家辦學對師資要求更加高端，一旦有這樣的人才，可以不惜一切成本聘用相關人才……這些都有助于祛除普通高校辦學中的沉疴，給教學、科研中的人才培養樹立新風氣。

“如果完全交由政府辦學，隨著時間推移，怎樣保證院校發展與創始人、舉辦者的意志一致是個大問題。”洪成文說。

企業家辦學意志的多寡，需要辨證地看。企業家個人色彩濃烈、過分干預教學，于育人不利，但完全沒有，又不能把企業家眼光、精神帶入辦學過程中。

為了保證企業家有適度的話語權，新型大學多采用董事會制度。相關規定也允許民辦院校董事會或理事會的人員，即舉辦者或其代表進入董事會。

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董事會參與決策，但不能左右決策。董事長在整合和動員社會資源、處理學校與政府關系方面擁有更大的話語權。

拿福耀科技大學舉例，洪成文表示，曹德旺將來可能會成為該校發展的主要顧問，在處理辦學矛盾上發揮重要作用。在董事會的成員里，應考慮他或他的后人至少在董事會中有一個席位，以此保證企業家辦學意志的延續。

新型大學更需政策關照

“此次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明確了‘國家鼓勵以捐資、設立基金會等方式依法舉辦民辦學校’。相比2019年修訂版本，‘國家鼓勵捐資辦學。國家對為發展民辦教育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組織和個人，給予獎勵和表彰’，在辦學路徑的提法上更加直接。”吳華告訴《中國科學報》。

政策要更到位，一直是民辦教育者的訴求。對此，河南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森曾在兩會上建議，政府要鼓勵企業以多種方式參與到教育事業中來。比如捐資辦學、投資辦學、建立教育基金會、資助教育公益機構、創辦互聯網教育項目等。

具體而言，他指出，政府首先要明確支持“企業家辦大學”，以更大的開放性鼓勵企業家籌辦具備世界水平的民辦大學。通過開放社會資本，探索資源引入機制和特色運營機制，實現公立大學和民辦大學的公平競爭。制定民辦大學發展規劃和發展目標，在未來辦出幾所具有世界水平的民辦高校。鼓勵企業界建立教育基金會，政府對教育捐贈給予稅收減免等優惠措施。

劉占杰表示，企業家也要端正辦學理念和心態。高等教育事業是公益性事業，投資巨大且要求持續投入，企業家要有“長期投資”的心理準備，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將其變為企業或個人的提款機或資金池。

對于新型大學而言，往往還具備“小而精”的辦學特征。然而，即便“小”，如果都由企業家出資，長此以往也相當吃力。曹德旺此前在接受采訪時也表示，希望學校成為一所全社會共建共辦的大學，學校未來會接受外部資金的捐助。

在別敦榮看來，除了接受外部資金捐助，福耀科技大學必須規劃好藍圖，與政府進行充分溝通，爭取優惠的政策支持。“這樣的支持不是完全由省政府提供，還需要教育部高度認可與重視。比如，它的辦學資格、學位授權點、專業申辦審批，都需要有關部門在政策上予以特別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