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黎麗在內蒙古策克口岸調研。
穿越風沙肆虐的沙漠、低溫刺骨的雪地、地形崎嶇的盆地，歷經大自然的種種考驗；抑或身處語言不通的外鄉、目無熟人的村落、習俗相異的地區……這些正是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邊疆安全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徐黎麗帶領的“石榴花開在邊疆”團隊成員所經歷的。而這“行走邊疆”之路，是他們開啟科研大門的必修課。
近日，由徐黎麗編寫的《中國陸地邊境口岸行》中朝卷、中俄卷、中蒙卷、中哈吉塔巴尼印卷、中緬老卷、中越卷等六卷出版物正式出版。
多元化的導學團隊
在徐黎麗的眼中，一個優秀的導學團隊，不能只依靠教師或學生，只有當雙方都結合得好時，才是真正優秀的導學團隊。正如團隊名稱“石榴花開在邊疆”，它不只象征著團隊要為“邊疆各民族、各職業群體、各區域的人緊緊團結在一起”作出貢獻，也代表團隊自身“留學生、博士后、博士、碩士和本科生”研究梯隊的健全、“外語專業、歷史專業、藏學專業等”學科背景以及“蒙古國、哈薩克斯坦等”國籍背景的多元化。
“如何促進邊疆地區發展、如何提高邊疆民眾的生活水平”是他們關注的焦點。數年的研究讓徐黎麗明白：“邊疆研究”并非外界所認為的“紙面研究”，它不僅需要調查者親自深入田野研究，其研究結果的現實作用也將凸顯國家需求。
徐黎麗團隊所運營的“石榴籽心連心”與“邊疆研究”公眾號時常發表小故事。他們每走過一個口岸，便會撰寫一篇“口岸行”，將邊疆最真實的交通運輸、自然風光、人文情懷等以圖文并茂的方式呈現出來。
在“走邊疆”田野調研的這些年，徐黎麗團隊陸續出版了不少邊疆研究的著作。“出書，一方面幫助我們做田野調查；另一方面用來加強邊疆人群對所處地區的了解。”在徐黎麗看來，邊疆地區樸實善良的人文情懷與保存良好的傳統文化，值得更多人前往當地去了解。
“苛刻”的田野調查
徐黎麗對研究生有著近乎“苛刻”的要求：碩士生必須在田野待上半年，博士生與博士后必須待一年。倘若有學生不愿堅持，徐黎麗則會用“你期望做成什么事情，首先要做到要求自己”“年輕時吃苦，才不會在老年時一事無成”的道理加以說服。
嚴苛的要求背后，是徐黎麗更深層次的考慮。進入田野調查點就代表著要踏入該城市的某個社區，或者當地的鄉鎮、村落，而最困難的事情便是“如何走進對方的心里”。“我們的事業也是普通民眾的事業，我們不研究精英階層，就看普通民眾的困難。他們的困難是我們要研究的問題，而解決了這些問題，社會才會穩定，邊疆才會發展。”
2017年，導學團隊成員于潔茹正上研二，她陸續前往中哈口岸、中蒙口岸展開調研、資料搜集與整理等工作。
“剛到那里時，他們對我都比較陌生，我不知道該怎么辦。”面對這種情景，于潔茹選擇每天給當地民眾幫一些忙，努力與他們溝通交流。久而久之，當地民眾逐漸開始信任她，有時發貨也會捎上她、帶她去口岸做研究。
除了于潔茹，在徐黎麗的印象中，大部分團隊成員在田野調查早期三個月中，都要面臨風俗習慣、語言等種種挑戰。面對學生“想要回校”的請求，徐黎麗不得不狠下心，安慰并鼓勵學生一定要堅持下去。
2010年，導學團隊學生孟永強在甘南做田野調查時，向徐黎麗哭訴：“老師，那邊下著雨，沒有一個人認識我，我覺得自己特別痛苦。”徐黎麗勸道：“也別這么想，你就從房東家開始交流。他們住在城鄉結合部，雖然不會說漢語，但至少能聽懂你說的話。”
兩個月后，孟永強堅持與當地人交流，最終學會了部分藏語。多年后房東孩子結婚，又邀請孟永強回去參加婚禮。
“所以說，一旦走入人心，我的學生就會覺得前面的苦都沒白受。”徐黎麗說。
由“嚴師”變為“慈母”
除了學生單獨去邊疆做田野調查，徐黎麗也帶著學生走過很多口岸，經受了不少身體上的“痛”。
2017年，徐黎麗開車帶學生在阿拉善盟尋找巴格矛都口岸，卻怎么也找不到地圖明確標注的口岸。他們找了一天半依舊未果，車輛卻陷入沙漠中。沙漠地區一旦下雨，泥與沙混在一起，車輛很容易就陷進去，這種情況十分危險。最終，在既害怕又擔憂的時候，他們被當地牧民及時發現并脫離了困境。
類似的經歷不在少數。“后來我在想，我們為什么要受這個苦？我們喜歡做這個研究，也沒人逼著我們去做，但生活總得有個方向。”徐黎麗說。
目前，徐黎麗團隊已在我國陸地99個邊境口岸及相關邊疆民族地區展開了田野調查，收集了大量我國陸地邊境口岸志資料，并完成了30余篇口岸志，填補了國內邊境口岸志研究的空白。
從田野調查歸來后，學生畢業論文的雛形就已基本形成了。
此時，徐黎麗則轉換了身份，由“嚴師”變為學生們的“慈母”。她對團隊里的學生關懷備至：資料室里的文獻不夠，徐黎麗就化身為歷史文化學院的“圖書搬運工”；寒冬的自習室不夠暖和，徐黎麗就將自家的被子抱來給學生蓋上；學生學習期間，徐黎麗會親自下廚，燒上幾個好菜；她也會在團隊寫作會前，從集市買來新鮮的水果、瓜子及點心，與學生們共享。每周的寫作會，就像一場其樂融融的家族盛宴。
萬家凝 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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