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
近日發布的《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事業發展“十四五”規劃（2021—2025年）》中提到，實施科技資源科普化助力工程。這應該是科普事業未來5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里發展方向的一次重大變化，可以稱之為科普工作的2.0版。究其實質，就是打破目前科普事業的發展瓶頸，從更加廣闊的視角重新定位科普工作，這與筆者多年前提到的從窄科普到寬科普的想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長期以來，我們的科普工作大多集中于科技流程的末端，即對于科研成果的普及介紹。這種視角的單一化，導致目標受眾的廣泛偏好無法得到滿足，進而科普受眾的規模也無法實現預期的目標。久而久之，科普工作就陷入到一個發展瓶頸，雖然近年來科普工作越來越精細，質量也越來越好，但是總體科普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導致傳播者與受眾都會出現受挫感與心理沮喪。如果不開辟新的研究領域，科普工作就陷入了這種雞肋狀態。畢竟現有單一科普內容能吸引到的受眾也基本達到飽和，再不進行大膽改革，科普這個“看家之本”也將陷入滯脹的命運了。
從理論上說，科普工作應該把科學研究的附加值最大限度開發出來，一則實現科學研究效益的最大化，二則利用科學研究的附加值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按照這個標準，我們目前的科普工作由于視野狹窄，這兩項功能完成得不理想，這也是窄科普（僅關注科技成果內容）結構本身導致的先天缺陷。為了徹底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從科普對象結構改革入手，這樣才能實現科普事業的“狀態—結構—績效”的根本性變化。這也是筆者提倡寬科普（科研鏈條全流程都在科普的視野下）的原因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將科技資源科普化還僅僅是開始，隨著寬科普理念的日益被接受，一些傳統的認知邊界都會逐漸消失。
那么科技資源都包括哪些呢？換言之，新科普對象應該包括哪些領域呢？僅從科研生產流程角度來說，任何科技成果從源頭算起都需要如下四方面科技資源的支撐：人、財、物（實驗器材與大儀器設備等）與科研文化（制度、科研規范、學術生態等）。這四方面內容以前都被相關學科認領并研究，但其成果能夠為社會公眾關注到的不是很多。寬科普的介入與原有學科的研究之間是否會產生矛盾？筆者認為不會，但會造成科普與具體學科研究之間的交叉與融合，這對于雙方來講都是有益的。它們的區別在于具體學科的研究針對的受眾是專業人士，而科普研究的成果面對的受眾則是廣大公眾。比如人才資源，具體學科關注的是遴選、評價與激勵機制的設計等，而科普關注的則是人才的成長經歷、取得的成就及其工作的廣泛社會意義與價值等方面。
科技資源科普化改革帶來的好處可以歸納為如下三點：首先，可以幫助科普事業擺脫發展的瓶頸，極大地改善科普的現狀；其次，培養一批穩定的科普人才隊伍，提供內容更加豐富多樣的科普產品，最大限度滿足公眾的多樣化偏好所蘊含的需求；第三，可以在全社會形成對科技發展的全方位認識，從而為科研環境的改善與科研生態的建設提供實質性的幫助。
具體而言，一方面，通過寬科普將有更多的人開始理解科技從源頭到中間生產環節再到科技產出的全過程。這一科技鏈條的全景呈現，相當于向全社會立體展示科技的神奇之旅，從而有助于全社會提升對于科技理解的認知基準線，為科技贏得社會的廣泛認同打下基礎。
另一方面，隨著寬科普帶來受眾的擴容，也增加了未來想投身科技事業的人員的規模。也許最重要的是，推廣寬科普將為科學文化的建設與普及提供切實的幫助。畢竟，中國是一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大國，即便這次改革每年只增加1%的人理解與熱愛科學，這也將是對科研生態環境的巨大改善。
在科普市場細分化之前，國外科學家經常親自參與寬科普的工作，比如美國生物學家沃森寫的那本著名的《雙螺旋》既是個人的回憶錄，又是高級科普，以生花妙筆記錄了發現DNA結構的故事，那里有對眾多既競爭又合作的科學家們的描寫，還有關于實驗的進展、方法、假設與猜想的驗證等，全方位、生動地展現了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歷程。再比如美國科學家斯蒂芬·杰·古爾德本身既是優秀的古生物學家，又是思維活躍的科學史家，他的很多作品也全方位展現了科學的發展歷程。這些都可以看做是積極從事寬科普的典型案例，希望未來中國也涌現出一批積極投身到寬科普中的一線科學家，助推科普事業的專業化發展。
在筆者看來，從“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綱要中衍生出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即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與科技領軍企業，也是重要的科技資源，因此也應該成為寬科普關注的對象。只有這樣，才會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共識：科技強國的建設需要每個人的參與，科普對于這些戰略科技力量的關注，既能提高公眾的自豪感，也能倒逼與監督這些戰略科技力量做得更好。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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