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8月1日，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將美國長期外幣發行人違約評級(Long-Term Foreign-Currency Issuer Default Rating)從“AAA”下調至“AA+”，展望從負面轉為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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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標普下調美國信用評級是2011年，直接起因是國會兩黨就國債上限問題爭執僵持。這次惠譽下調美國評級，直接原因也是前不久的國債上限之爭。”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美聯儲前高級經濟學家胡捷向澎湃新聞說道。

胡捷認為，惠譽下調美國信用評級這個舉動更多是表達對于黨爭引發債券市場波動的不滿和警示未來美國國債上升帶來的風險，而并非認為美國國債當下面臨更高的真實違約風險。

此前5月25日，國內評級機構中誠信國際將美國的主權信用級別由AAAg下調至AA+g，主要基于美國債務上限問題、政府債務水平、銀行業危機等因素。

　　惠譽決定下調美國信用評級的三大主要因素

惠譽在報告中表示，對美國信用評級下調反映了未來三年預期的美國財政惡化、高企且不斷增長的普遍政府債務負擔。同時，在過去20年里，美國的治理標準一直在穩步惡化，包括在財政和債務問題上，盡管6月份兩黨達成協議，將債務上限之爭暫停至2025年1月。但一再出現的債務上限政治僵局和最后一刻的決議削弱了人們對美國財政管理的信心。

中誠信國際主權與國際評級部高級分析師王家璐向澎湃新聞表示，此次惠譽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等級的主要原因包括未來三年預期的財政惡化、總體政府債務負擔較高且不斷增長，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斷惡化。雖然在此次債務上限談判中，兩黨在最后一刻達成一致暫停上限，在短期內有助于提振市場情緒和風險偏好，但在缺乏實質性的改革措施的背景下，債務上限問題仍將反復上演，并持續侵蝕美國政府的信用。目前在三大國際評級機構中，僅有穆迪還對美國保持AAA評級，惠譽和標普都已經將美國的信用評級下調至AA+，美國AAA的主權信用級別受到挑戰。

王家璐認為，政治博弈是債務上限問題頻發的主要原因，美國兩黨政治分歧加劇，增加了政府解決債務上限問題的難度，對于政策的延續性以及有效性構成負面影響。而更加令人擔憂的是美國的債務可持續問題，高利率導致美國政府債務成本顯著上升，在政府缺乏可靠的財政鞏固措施的背景下，債務風險有所上升。在疫情爆發之前，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已處于上升通道。由于養老相關支出以及政府債務利息負擔的持續增加，政府財政赤字率將維持在5%以上，目前聯邦政府債務存量已經超過32.6萬億美元，且債務上限削減只適用兩年，其實并沒有給出太多的約束，這意味著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將進一步上升。在中期可以預見，當2025年重啟債務上限談判時，聯邦政府的債務規模可能會接近40萬億美元，屆時兩黨博弈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王家璐指出，另外一個衡量債務可持續性的重要指標就是利息支出。

從近期的經濟表現來看，美國經濟展現出較強韌性，逐步打開了“軟著陸”的空間，但經濟衰退風險并未完全緩解。至此，美聯儲已在本輪加息周期中完成了11次加息，累計加息525個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區間升至5.25%-5.50%。美國總體通脹顯著下滑，但核心通脹表現出較強的粘性，大多數發達國家在2025年之前恢復至目標水平的概率較低。美聯儲表示未來的加息行動主要取決于數據，目前市場對于本輪加息周期的終點仍存在分歧，美聯儲面臨抑制通脹、刺激經濟和維持金融穩定等多重挑戰，貨幣政策路徑仍存在不確定性。

但較為明確的是，美國短期內降息的可能性很低，政策利率將在較長時間內維持高位，考慮到國債的成本有一定的滯后性，政府債務成本將繼續上升，預計2023-2024年利息支出占比將上升至9%以上。同時，高利率也將抑制經濟增長動能，下半年美國經濟將顯著放緩，2023-2024年經濟增速將放緩至1%左右。

　　惠譽下調美國信用評級會有何實際影響？

胡捷表示，理論上講，美國信用評級被下調意味著美債違約風險增大。但此次下調反映的問題，更多是對于未來的警示，而非對現實違約率的擔心，因此實際影響有限。美國國債價格承壓，收益率微升，其他市場會聯動反應，不過這更多是市場心理沖擊所致，會很快恢復平靜。盡管不排除會有更多評級機構下調美國信用評級的可能性，因為惠譽所擔心的黨爭困擾和未來國債負擔失控是市場共同認知的風險，但目前看，這種可能性較小。

王家璐表示，美國主權信用等級的下調將影響國際投資者信心，對美元相關資產價格帶來負向影響，加劇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受益于美元和美債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獨特和核心地位，美國長期能夠以很低的成本進行國際融資，債務承受能力很高，這也是支撐美國信用實力的關鍵。

王家璐認為，短期內，美元及美債價格走勢將受到市場信心、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出現波動；長期來看，仍將取決于美國經濟的基本面。目前美元仍是世界貿易、資本流動和儲備的主導貨幣，其背后是美國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以及科技的領先地位，但債務上限的不斷突破以及銀行業危機的持續發酵對于美元和美債作為安全資產的地位構成一定沖擊。在美國債務高企、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債務上限的不斷突破損害了美國的政府信用，信用評級的下調也對美元地位構成負面影響。在更長期限內，伴隨美國地緣地位的相對走弱以及其他經濟體對于非美元貨幣的需求增加，美元的國際地位將有所弱化。

胡捷認為，美元兌外幣的匯率主要受美聯儲貨幣政策影響，與財政部的財政政策相關的債務問題影響不大。理論上講，如果美債違約風險增大，美元匯率也會承壓。

　　美國財長強烈反對惠譽下調評級

在惠譽發布評級報告后，美國財長耶倫表示強烈反對惠譽下調美國評級的決定，“惠譽今天宣布的評級調整是武斷的，而且是基于過時的數據”。

胡捷表示，惠譽此次下調評級的兩大理由：一是黨爭導致的國債上限問題拖到最后一刻，沒有盡早解除理論上存在的違約風險，客觀上增加了債券的波動性；二是美國國債負擔已經較重，2022年國債利息支出已經占財政收入的8%，接近10%的警戒線，未來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和縮減其債務規模，利息支出將壓垮美國財政。

耶倫針對性地反駁了上述觀點，認為兩黨最終在債務償還的最終時點達成協議，表現了在此問題上的合作精神，黨爭失控引發債務違約的擔心屬于過慮。另外，美國當下經濟較為強勁，未來財政狀況總體健康，加之最近關于債務上限的立法對于債務縮減做了一定安排，未來債務負擔應屬可控。

胡捷認為，耶倫的觀點有一定道理。因為縱觀美國近百年國債歷史，并無違約記錄；目前利息負擔尚在可承受的范圍；加之有國會的約束，未來財政失控的可能性確實較小。不過惠譽此次降低評級，表達了對周期性黨爭對于市場困擾的不滿，也有其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