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5日發布并實施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重視保護和發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而中醫就是中華民族的“絕學”，就是“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就是清代惲敬在《<說文解字諧聲譜>序》中所說的“若夫成一家之絕學，求前人之墜緒，開后來之精識”。
2020年世界范圍內暴發新冠肺炎疫情，談到全球抗疫，唯獨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體現出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最甚。而中醫“挺身而出”，一同站在疫情的最前線，此時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以中醫文化自信最甚。中醫文化是中華文明之花。從5000多年歷史發展中可以看到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
錢穆先生說：“環顧斯世，我民族命運之悠久，我國家規模之偉大，可謂絕出寡儔，獨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負文化使命價值之真憑實據也。”（《國史大綱》）中醫藥在幾千年中醫理論與實踐發展過程中，不斷汲取中華文化各方面的精華，與人的生命、疾病防治規律相結合，形成了人文與生命科學相融合的系統知識體系，不僅升華了中華文化的內涵，同時也形成鮮明的中醫文化特色。而什么是文化？在中國語言系統中，距今三四千年的《易經》說：“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國醫藥，五千年來，不僅“化人”，而且“活人”，真正起到了民族繁衍、拓展作用。中醫文化與中華文化同根同脈，但也有其特殊的方面，總的范疇，有四根支柱，這就是指儒、釋、道、《經》。
儒 學
儒學最初指的是司儀，孔學為始，但齊國稷下論壇以后，逐漸發展為主導學說。就是董仲舒所說的“《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董仲舒的結論還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這個時期，也形成了中醫文化的重要淵藪。儒學是一種學說，儒家是一個階層，儒教是一種信仰，三者有相同有不同。儒家思想從淺層面來說，是維護統治階級的等級區分的工具，從深層面來說，對中華民族文明文化發展作出了極大補充和豐富。醫學與儒學在文史哲諸多方面有著天然的內在聯系，歷史證明了二者有諸多方面的相互補充和相互促進。
儒學和醫學都強調“天人合一”。“天”是中國文化哲學中最古老的范疇，甲骨文中就有“天”的概念，《左傳》上說：“天道遠，地道邇”。《周易大傳》說：“天地交泰”。在儒家來看，天是道德觀念和原則的本原，“天人合一”是一種自然規律的外現。熱愛生命，熱愛大自然，能夠領會所有生命的語言，感受到生命的存在，與大自然的旋律交相融合，與大自然和諧共存，這就是“天人合一”。
儒學和醫學同重“仁德”。仁德的觀念，影響中醫學非常之深。《墨子·經說下》道：“仁，仁愛也。”德，《論語·述而》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筆者曾給國醫大師鄧鐵濤寫過一首詩：“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天地間有許多偉大的人物，他們的思想學術貢獻，在地上是山岳江河，在天上就是日月星辰。無數中醫人的大醫精誠，醫德醫風，救死扶傷，醫者仁心，都是中醫對“仁”“德”的崇尚。仁德自古以來就是中醫的重要價值取向，修德與修仁的思想使中醫學至今還綻放出耀眼的光芒。
儒學和醫學皆以“致中和”做思維的基本取向。
“致中和”三個字出自《中庸》，意思是達到中正平和。中和是世界萬物存在的理想狀態。《禮記·中庸》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所以《中庸》又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中醫學所闡述的“陰陽和合”“陰平陽秘”生理機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體現。
儒家思想對中國醫學影響巨大的另一重要表現就是醫、儒結合的現象。“不為良相，愿為良醫”，往往是儒者實踐習行的理論依據，也是多少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曠世流風、儒士箴言。歷史上儒醫對中國醫學的發展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也是中醫學術主要的助推者、發展者。
釋 學
釋，就是佛學。佛學進入中國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佛學也是中醫文化的另一個重要支柱。尤其是大乘教派的道生哲學和靜默禪宗，無論是五祖弘忍，還是六祖慧能，其頓悟、無礙之得和經、律、論三藏影響中醫深度，其來也漸，其源也久。佛教經典《維摩詰經》對中醫的影響尤深。如病因病理方面，中藥認識方面和醫療技藝方面的相融相通，佛經與中醫密切相連，在數千年歷史發展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彼此交融，相互促進，印證和說明了中國歷史上對外來文化的包容和吸收，在異質文化的碰撞、沖突和交流中，中國文化發生了極大的變遷。而世界上任何一種類型的文明體系、文化和思想的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這也許就是中醫學與佛學的互相影響和交融的道理所在。
道 學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家文化與中醫文化是同根生長的。歷來就有“醫者，道之流也”和醫學“起于易，隱于道，顯于醫”的說法。孫思邈說“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早年孔子在游歷各國遇有不少“隱者”，就是后來的道學萌芽，以后發展為三個階段：第一是楊朱，就是生在墨子于孟子之間的“拔一毛而利天下”的那位哲人；第二是老子階段；第三是莊子階段。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屠呦呦發現青蒿素，所受啟發就源于道家的中堅人物，也可以說是屬于第三階段的葛洪的《肘后方》。
歷史多次證明，中國學術和醫學的發展一直都不是在自我封閉中完成的。沒有外來文化的沖擊，沒有異質文化的融合，就沒有中國學術的寬厚，而中國學術也就不會如此完整。中國的學術體系之所以有它頑強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斷地吸收外來文化，并且在發展的過程不斷賦予了新的內容。而世界發展史告訴我們，凡是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不是“獨語”的文化，惟有包容，才有促進；惟有融合，才有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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