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國部分關鍵核心技術加快突破，“天問一號”開啟火星探測，“嫦娥四號”首次登陸月球背面，“嫦娥五號”實現地外天體采樣，“奮斗者”號完成萬米載人深潛……另一方面，芯片、工業軟件、種源等行業“卡脖子”問題卻依舊突出。
“十四五”開局起步的重要時刻，中國如何破解這一難題，當屬兩會科技界代表委員討論的熱點議題。
惟有持之以恒
“這些年國際大環境給我們上了一課，科技領域的對話更看重實力。雖然不是每個關鍵技術都要自己解決，但至少要有談判籌碼，才能平等對話。”對此，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寧波材料技術與工程研究所所長黃政仁感受頗深。
他告訴《中國科學報》，以他所熟悉的關鍵材料技術裝備領域為例，若想不被“卡脖子”，根本在于持之以恒的態度。
“人家一‘卡’，我們就開始攻關，幾年后人家故意放松了，我們就不再堅持……循環往復，最終只能越來越受制于人。”
黃政仁認為，核心技術攻關的持續發力，需要從頂層設計入手，具體包括兩方面。“一是基礎科研不能放松。不能因為被卡的是技術，就忘記基礎科研這個源頭；二是要抓住重要的、重大的問題，做長遠布局，切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他表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是一個系統問題，需要幾代人的積累。以碳纖維為例，我國多年來逐漸突破高強度碳纖維的制備門檻，從T300、T800到T1000、M50J、M55J，創新能力不斷提高。“然而，碳纖維產業從原材料、制備到配套材料，環環相扣，涉及到多個學科多種需求。”黃政仁一再強調，“沒有系統的、長期的、一步一個腳印的積累，是做不出來的。”
完善創新體系
“卡脖子”背后卡住的實則是創新能力。為此，全國政協委員、東北大學前校長趙繼在采訪中表示，要想提升創新能力，就必須進一步完善創新體系。
近年來，趙繼感受到了一些非常積極的變化。比如，在整合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方面，國家正在以戰略性需求為導向推進創新體系的優化組合，加快構建一批國家實驗室，重組國家重點實驗室，形成結構合理、運行高效的創新能力支撐體系；積極打造科技創新戰略力量和關鍵創新平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建設國際和區域科技創新中心等等。
除此之外，他指出，針對創新體系中的不同參與者，一定要堅持不同的提升策略。
例如，高校、科研院所始終要把提升原始創新能力擺在最重要的位置，鼓勵基礎研究、前沿探索和自由探索，支持知識體系創新和研究成果向社會和教學雙向轉化，優化學科專業布局，推進學科交叉融合。這就需要配套能夠真正激發科研活力的體制機制，營造鼓勵長期探索的制度環境。
“國家的重大科技專項，應該著眼于解決國家重大需求和行業重要需求，以及在工業化生產中的一些共性關鍵技術問題。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更具前瞻性和戰略性。”趙繼解釋，“卡脖子也分眼前的和未來的，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有時，往往未來的、隱性潛在的更具挑戰性和風險性。只有兼顧國家急迫需要和長遠重大發展需求，才是創新強國的根本之策、夯基之舉、長遠之謀。”
而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趙繼則表示，應該完善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深化產學研用融通創新，促進各類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形成多元資本投入、風險共擔、利益分享的體制和機制。
促進成果轉化
2020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顯示，我國排名從2015年的第29位，提高到2020年的第14位，已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但同時，我國創新驅動發展的成效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在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先進制造技術研究所所長王容川看來，這是由于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仍然偏低。
王容川在調研時發現，目前大多數高校院所的考評機制中，沒有與科技成果轉化掛鉤的指標體系。高校院所的科技工作者與企業之間缺少直接有效的溝通對接機制。而且，政府重大項目在促進校企人才合作、項目協同、資金支持、政策引導等方面，力度和廣度也有待加強。
如何讓科技成果真正變成沖破行業發展瓶頸的“利器”，王容川認為，首先需要完善以成果轉化為導向的評價激勵機制。
“這就要求我們把科技成果轉化效益作為高校院所科技工作考核的指標之一。還要加強重大專項的科研項目立項、驗收的評估論證，優化成果技術先進性、可行性、成熟度、市場轉化性、經濟社會效益等方面的評價指標體系。”王容川表示，“要明晰和提高科研人員在成果轉化中的收益比例，探索完善技術入股和科研人員股權、期權和分紅等激勵政策，從而激發科研成果轉化的內生動力。”
另外，他還提出要完善重大項目協作體系。比如，可以探索高校院所與企業合作共建實體性戰略聯盟，構建“企業出題、政府立題、高校解題、市場閱卷”的需求傳導型政產學研用合作新模式，推進重點項目協同和研發活動一體化，促進基礎研究、技術研發、成果轉化與產業化的有機銜接。（胡珉琦 任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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