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本棲息在云南西雙版納的15頭野生亞洲象一路北遷，目前距離昆明已不到100公里。短短40天，該象群“肇事”412起，直接破壞農作物達842畝，初步估計直接經濟損失近680萬元。野生亞洲象為何離開家園？要到哪里去？如何阻止其北上？

實際上，“人象沖突”愈演愈烈的背后是人們對亞洲象及其棲息地的理解尚不充分，實現基于科學的決策仍然任重道遠。

為了解亞洲象生存及“人象沖突”現狀，筆者帶領團隊于2019年兩度赴云南昆明、普洱、西雙版納等地開展實地調查研究，發現近年來我國在亞洲象種群分布及數量調查、生物學特性研究、棲息地評價、廊道建設、肇事原因及對策分析等基礎科學研究工作上不斷增加投入，但仍不能適應野生亞洲象保護管理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決策需要。

中國野生亞洲象到底有多少？

1957年，中國科學院云南綜考隊組織調查，證實云南南部存在野生亞洲象。

之后60多年來，國內外學者曾多次對中國野生亞洲象分布、種群數量及棲息地進行調查，但野生亞洲象個體數目的估計值波動很大。1967年，云南省動物研究所獸類組調查估計全國野生亞洲象種群數量為146頭。但也有研究人員認為全國野生亞洲象總數為193頭，同年其他團隊提供給亞洲象專家組（IUCN/SSC）的資料則為260頭。

2001年，云南省林業廳主持完成的《云南省陸生野生動物資源調查報告》認為我國野象總數在214~254頭左右。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立（2006）估計野象總數量在200~250頭之間。2018年，云南省林草廳主持《中國野生亞洲象資源本底調查》，統計國內亞洲象種群規模為293頭。

筆者團隊發現，已有報道大多通過訪問調查、糞便足跡、樣線調查、無人機分區同步計數法等獲取數據，判讀及綜合分析后得出大致結果，存在重復統計、漏記等可能，且未將在中老、中緬邊境移動的國際象納入統計。

亞洲象種群數量及分布不清導致無法判斷亞洲象數量變化趨勢、合理劃定棲息地與配備保護管理資源等，嚴重影響亞洲象保護管理決策科學性。

亞洲象食性是否因人“生變”

自2005年起，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開始探索食物源基地建設，試圖通過種植亞洲象喜食的芭蕉、棕蘆葦等將亞洲象招引至保護區深處。一方面緩解亞洲象食物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減少對周邊村寨的干擾。

而且，地方政府也模仿這一做法，紛紛建設“大象食堂”（食物源基地），種植玉米、甘蔗、芭蕉等，以減少亞洲象進入村寨的頻率，并利用亞洲象“追逐”食物源將其“馴養”在野外。

然而，事與愿違，在“舌尖上的美味”誘惑下，亞洲象除了光顧“食堂”，更喜歡找農田、進村莊、“翻箱倒柜找鹽巴”。農田、經濟林提供食物，周邊河流方便嬉戲、活動，附近林地可供休憩，亞洲象的“吃、玩、睡”基本需求在村寨及周邊得到充分滿足。

實際上，亞洲象食性是否因為人類的種種活動產生改變？學界對此仍然存在爭議。

有學者表示，“亞洲象食性并未改變，只是有了更好地做出選擇”。也有學者認為，“人類大面積種植的糧食作物成為了亞洲象很好的食物來源，而長期取食人類種植的作物，使其取食習性發生了一定的改變?！贝送?，現有研究并不能回答在承受來自人類的壓力風險下，取食農作物是否作為亞洲象最優覓食策略。

筆者認為，野生亞洲象食性及其行為決策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是破解“人象沖突” 的關鍵，直接關系到人象沖突緩解措施的科學性，亟需學界回應。

保護良好的天然森林為何卻成劣等棲息地

1958年至今，我國在亞洲象分布區或潛在分布區建立了11 處自然保護區，形成以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主、地方級自然保護區為補充的亞洲象自然保護地網絡。

11處自然保護區中有10處屬于森林生態系統保護類型，根據《森林防火條例》等，“計劃燒除”與“開天窗”被禁止，森林郁閉度迅速增加，林中空地、林窗逐步消失，影響了森林中草本與藤本植物的有效更替。換言之，森林郁閉度高，喬木樹冠彼此相接遮蔽地面，導致亞洲象可采食的林下植物種類與數量不斷減少。

例如，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森林郁閉度從1983年的88.9%增至2016年的97.02%，導致亞洲象主要食物減少，這些保護良好的天然森林成為亞洲象的劣等棲息地。目前已有62.4%的亞洲象被迫走出保護區且長期“流浪”在外，保護區不再是野生亞洲象的最適宜棲息地。

2019年新修訂的《森林法》規定，在符合公益林生態區位保護要求和不影響公益林生態功能的前提下，經科學論證，可以合理利用公益林林地資源和森林景觀資源。這一修訂為保護區采取行動恢復亞洲象棲息地打開了窗口，但有專家提出，保護區所保護的主要是中國僅存的季風性熱帶雨林生態系統，為亞洲象在保護區內“開天窗”，是否會影響其他物種？而且，這樣一來，亞洲象的“棲息地”就與“自然保護區”的概念相沖突。那么，如何結合我國亞洲象分布地的經濟社會承載力計算環境容納量，從而為劃定亞洲象棲息地范圍提供科學依據？這一關鍵問題沒有解決，現有自然保護區的體制弊端就很難根除，新的亞洲象國家公園體制也難以構建。

針對這些問題，筆者建議未來需要聯合國際國內高校、科研院所和骨干企業等，圍繞野生亞洲象種群數量、分布、食性、社會行為和棲息地等問題，部署一批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建設開放科研平臺，開展系統的基礎研究。例如，繼續開展野生亞洲象資源本底調查，跟蹤種群數量變化與種群交流情況；全面開展棲息地質量評價，綜合考慮亞洲象特征與棲息地其他物種需求，提出亞洲象棲息地保護與管理理論和方法；根據亞洲象特征及其分布區經濟社會承載力，開展亞洲象棲息地“退地還荒工程”試點；深入研究亞洲象行為決策等。

（王宏新 邵俊霖 徐孟志 作者單位系北京師范大學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