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北京大學數學系教師韋東奕一不小心成了“網紅”。這讓筆者想起一位離開高校、另謀高就的朋友的一句感嘆，“大學里的‘怪人’比社會上多”。朋友的評判出于對比和個人經驗，未必揭示出大學的“實相”。
就一般傳播原理而言，地位愈高，傳播愈遠，影響也愈大。社會中不乏“怪人”，但在地位上與韋東奕匹配者甚少。韋東奕所在的北京大學北京國際數學研究中心“高門深宅”，平添了些許“神秘感”，這也進一步強化了傳播的力度。
文化取向也決定著傳播的廣度。如今網絡和媒體上活躍的一代人，基本上都是應試教育的產物，炒作韋東奕的報道，也多與“應試”和量化相關。多少中小學生被逼著上“奧數”班，所以他們更容易體會國際“奧數”比賽滿分和冠軍的不易；又有多少人能考上北大，所以“北大”成了另一個傳播符號。此外，哈佛大學“打破百年校規”決定錄取韋東奕，又讓多少夢想進入國外名校的留學者向往；韋東奕在國際一流期刊上發表數篇論文，又讓多少正在為發表論文而煩惱的碩士、博士生艷羨。而這位實現人們“全能”夢想者，恰又是一位不修邊幅、生活上隨意至極的人，其中的巨大反差也是那個吸引人眼球的“點”。所以，韋東奕晉升“網紅”其實是符合“網紅機制”的。
應該看到，媒體對韋東奕的報道或炒作，并不是出于惡意，網友的狂歡也未必出于惡意。不過，主觀上的善意未必就一定能達到善的效果。因為過分的善意也等于“捧殺”，對青年學者更是如此。所以北京國際數學研究中心隨即發表聲明，懇請社會各界給韋東奕一個安靜的治學環境。
關于韋東奕的眾聲狂歡與神奇期待（如“天才”“韋神”）正是社會無聊的一種扭曲表現。拿“怪人”當娛樂，恐怕確有好奇、“不了解”的因素，但是，它恰恰說明社會的不寬容，或者說，我們還沒有學會寬容。
當下的大學雖然越來越社會化，但從韋東奕成為“網紅”一事看，大學與社會之間的隔膜依舊明顯，需要進一步打破。彼此理解自然是一個努力方向，在暫時不了解之時，盡力去理解，總比制造娛樂事件要好一些。退一步說，即便大學多“怪人”，也請多海涵。
（作者系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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