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鵬
對于做科普的人來說，經常面臨著一個問題，那就是什么樣的科普最有效。
一直以來，公眾的無知被認為是科普效果不佳的罪魁禍首，所以科普就是要讓公眾擺脫無知的狀態。在這個邏輯指導下的科普自然而然地落入努力提升公眾的無知，或者說用科學知識去填補這種無知的“空瓶子”的窠臼，這種做法被一些理論家冠以“缺失模型”的稱號。這其實是一種灌輸。這也就意味著，對于從事科普工作的人來說，把知識傳遞出去就是有效的，但這忽視了另外一個維度，那就是有效就一定意味著負責任嗎？有效與負責任可以兼得嗎？科普因為有效就是負責任，還是科普因為負責任才會有效？
筆者更傾向于認為選擇后者，只有我們以負責任的擔當來開展科普，才有可能讓它更有效。因為如果只追求有效，那可能會給受眾施加一種居高臨下之感，畢竟他們會覺得傳者沒有跟他們站在同一個平臺或者視角上，是在“強迫”自己接受一些“事實”。對于受眾來說，科普有沒有效果的首要前提應該是，他們首先并不關心你傳播了什么知識，而是關心你是否關心他們。一言以蔽之，科普要關注和尊重公眾的價值觀，因為價值觀會直接影響公眾對科學的解讀，能否將科學問題與一些公眾原本就珍視的價值觀問題關聯起來是決定科普是否有效的一個關鍵因素。
這實際上涉及到了科普的倫理和價值觀的問題。我們經常說，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有自己的祖國，如果把這句話稍作變通的話也是可行的，那就是科普人員也有自己的祖國，也應該有價值堅守，有倫理立場，要“人民為中心”。
2020年9月召開的兩次會議都提出了科普的倫理以及科普要加強價值引領的問題，一是中國自然科學博物館學會等五家單位聯合發布了《科普倫理倡議書》，倡議科普工作者秉持科技向善、科普向善的價值追求，堅持科普“以人民為中心”的初心。二是第二十七屆全國科普理論研討會期間，中國科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孟慶海做了題為“新時代科普高質量發展的思考”的主旨報告，并且強調，面向未來的科普要更加突出價值引領，特別是要煥發科學家精神的時代感召力、引領力，讓“愛國、創新、求實、奉獻、協同、育人”的科學家精神成為全社會的價值觀引領，真正厚植創新沃土。
很多人傾向于認為，科學是價值無涉的，或者是價值中立的，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的是，科學是發生于它所在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情境之中的，很多從事科學實踐研究的歷史學家、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都認為，如果科學沒有了價值，就像把孩子連同洗澡水一起潑掉一樣危險。那么回歸科普本身，科普是對科學進行的普及，有關科學的價值觀和倫理觀必然會在某種程度上覆蓋到科普的價值操守和倫理觀念。我們不能去科普有違倫理和價值引領的事物，比如，我們不能去科普怎么制造原子彈。 同時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科普人員所用的語言本身也負載著某些價值，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比如，世衛組織在2015年就建議，停止使用豬流感、香港腳、綠猴病等疾病名字，因為這可能會對一些動物、人群或地區造成污蔑。
有學者曾這樣形容“后真相”時代的特征：成見在前、事實在后； 情緒在前、客觀在后；話語在前、真相在后；態度在前、認知在后。在充斥著假新聞、標題黨的媒介景觀之下，科普更應該注重價值引領，更加關注倫理立場，不“洗地”，不“刷綠”，不“漂白”，營造風清氣正的科普環境與氛圍，傳播積極正向、價值引領的科學內容。
科普因為負責任而有效，而非因為有效就是負責任！
（作者系中國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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