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作戰指揮，是指基于智能化時代的思維模式，借助智能化技術手段，實現指揮主體對指揮對象的智能指揮與控制。從本質上講，它是人的“智能”向信息戰場和武器系統的輻射和延伸。智能化作戰指揮方式是智能化作戰中指揮者與指揮對象之間發生關系、進行職權分配與運用的方法和形式。智能化作戰指揮方式的選擇和運用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作戰指揮質量和效率的高低，甚至影響作戰的成敗。任務式指揮是以任務為核心，并為高效完成任務而授權所屬部隊自主進行作戰的一種指揮方式，這對未來智能化作戰指揮具有積極的啟示意義。

概念內涵

任務式指揮主要是指明確作戰意圖、作戰指導和作戰任務，不規定完成任務具體行動方法的指揮理念和指揮方式。

智能化作戰任務式指揮，是指在智能化作戰行動中，各級指揮員或者指揮體使用任務式命令行使權力和提供指導，以便下一級指揮員或者指揮體及部屬能夠根據其意圖靈敏反應、靈活應變。智能化作戰，全域戰場波詭云譎、瞬息萬變，這就需要各級指揮員或者指揮體臨機決策并果斷行動。

智能化作戰任務式指揮的內涵：一是各級指揮員或者指揮體下達任務式指令，其指揮中心在于作戰目標，而不在完成作戰任務的方法、步驟和具體細節。在此過程中，上級指揮員（指揮體）應盡可能少地對下級指揮員（指揮體）進行過細過繁瑣的調控，給部屬以最大程度的行動自由。二是上級應結合下級擔負的具體任務，給予必要的指揮資源，比如將“作戰云大腦”使用權限更大限度地下放下級，以便更好地完成作戰任務。三是智能化作戰任務式指揮并不排斥必要的指揮調度。各級指揮者應依據軍事專家系統、智能輔助決策系統快速決策，及時適度地對部屬進行調控。

動因分析

能夠有效應對空前擴大的戰場數據量。戰場數據是指揮員作出決策的依據，智能化作戰戰場數據激增。在美軍，戰場上各種傳感器采集的海量數據已遠超情報部門承受能力，僅1架“捕食者”無人機1天搜集的視頻數據就需要19名情報分析人員來處理。數據融合挖掘、對戰場態勢的精確感知形勢嚴峻，使得作戰問題更加復雜。只有賦予各級指揮官和部屬行動的最大限度的自由，才能抓住戰機、消除威脅。

在當今軍事領域，計算機已代替了指揮員和參謀人員的部分腦力勞動，并且已經多次實戰檢驗。科索沃戰爭中北約指揮3.8萬多架次飛行任務，從不同機場、不同方向、不同高度、不同時間對南聯盟進行協調一致的打擊，沒有系統的支持靠人工指揮是根本不可能的。未來戰場信息量激增，需要在全維空間協調多軍（兵）種作戰力量和復雜的武器系統，更離不開先進智能計算機的支持。建立智能化的指揮控制機制，實施任務式指揮，是提高指揮效能的必由之路，也是未來作戰指揮的必然發展趨勢。

能夠充分發揮智能化武器平臺的作用。智能化武器平臺日益成為戰斗力生成引擎。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智能算法產生超越人類智能的數據分析、研判、決策和反應能力。在人工智能支持下，作戰武器平臺第一次具備不依靠人類，獨立進行感知、識別、決策和打擊的作戰能力。平臺優勢，包括遠超人體生理限制的高機動性、無孔不入的突防能力、以“天”計數的長時間持續行動能力等，賦予智能化武器前所未有的能力。只有賦予這些智能化武器系統最大的行動自由，才能充分發揮平臺優勢、挖掘平臺潛力，才能在危機四伏的戰場上抓住戰機，迅速決策行動。在此時，戰斗員成為戰局的“監控者”。

能夠合理優化決策流程。智能化戰爭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依托人工智能手段對相關情報信息進行理解分析、計算處理、分發利用，從而實現指揮流程高效快速運轉。它的核心是雙方指揮人員和指揮系統的一種智力對抗，關鍵是指揮鏈路一體化、智能化程度。而各級指揮官及部屬通過智能化系統積極溝通交流，建立并維持共同的理解，加深對作戰態勢的理解，消除潛在的誤解，使得各級指揮官最大程度上同步自主參與決策全過程，才能夠利于合理優化決策流程，便于提高指揮決策效率、質量與水平。因此，應著眼實現指揮主體與指揮系統、人腦與電腦的最佳結合，使指揮流程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增值”，實現真正的智能化指揮。

要點

建立互信互融的三位一體指揮結構。指揮控制是軍隊作戰的“中樞”和“神經”，智能化將給作戰指揮控制方式帶來革命性變化。指揮決策方式將轉向“人機融合”，決策組成也隨之轉變為“指揮官-智能化指揮決策系統-高級參謀”三位一體新結構。任務式指揮要求各級要相互信任，而智能化作戰指揮的三位一體結合，通過互融的智能化指揮決策系統共享數據、信息和決策，很好的解決了這一問題。

形成共體共識的人機交互決策能力。智能化作戰決策，本質就是“人腦+智能機器系統”的深度融合，兼顧“定性+定量”的雙重優勢，基于物聯網、大數據庫和云計算平臺的智能技術群支持，進行不同條件下量敵克敵的最優求解。智能化決策過程中，需全程不間斷地調取人腦智慧信息，共融共生共驅，零散的干預式導入已無法滿足要求。智能機器系統與指揮員的人腦、指揮機關的“外腦”要形成深度融合的共生體，智能機器系統可隨時感應人腦、“外腦”的思維想法，將其智慧融入求解運算，人腦也不間斷接受智能機器系統生成的實時態勢，思考迸發新的智慧指導，螺旋式漸進，最終生成指揮員希望得到的最優決策。通過這個過程，生成出來的最優決策，既能為智能機器系統理解，又能為人腦“外腦”掌握。基于共識與清晰的指揮官決策意圖，就使得指揮客體在整體作戰意圖的引領下，能夠充分、積極的發揮主動權。

使用賦予下級責權的任務式命令。任務式命令是指用于向下級強調應達成的結果而非達成結果的手段的指令。一旦人工智能技術突破由弱人工智能向強人工智能躍進的奇點后，計算機可以像人一樣具備跨領域推理、抽象概括、深層理解、常識推理等能力，能夠對需要跨領域、跨專業綜合處理的作戰進行高度無人化、自動化的指揮。那時，指揮人員不再從事具體的指揮控制工作，其所要做的就是為作戰體系賦予總體任務、提供初始條件、給出最終狀態、規定作戰限制，其他一切中間環節交給智能化指揮信息系統就可以了。

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智能自主設計任務規劃。依據人機融合共生交互形成的最優決策方案和戰場實時動態信息數據，由智能系統運用大數據、機器學習等技術算法，對作戰體系內立體多維的力量單元自主規劃匹配作戰任務，自主設計最佳作戰行動方案。為確保行動的及時有效性，智能系統能夠借助云計算平臺的高效運算能力，根據戰場實時態勢變化，持續更新優化任務分配和行動方案，達成體系作戰行動功能的耦合放大、同步聯動。

合理評估并接受慎重考慮的風險。在人機協同作戰方式中，過度依賴人工智能無疑增強了指揮系統失控的風險性，這就如同把槍交付給了機器人，而當機器人不聽從人類指揮時，槍口對準的對象將可能是戰爭中的任何一方。因此在智能化戰爭中，必須要合理評估使用人工智能帶來的危險，必須將人置于主體地位，保證人類指揮員對系統的控制權，人需要對系統的運行進行監督管理、指導仲裁、應急處置，預留“啟停”系統的干預接口，保留“開火權”，隨時準備接管智能化指揮信息系統的指揮權，并建立應急預警機制與意外發生時的后臺程序都極為必要。

通過智能系統的共同理解，形成動態響應、行動敏捷的控制能力。在智能化作戰中，智能化的作戰力量可以利用類似人的視覺、聽覺等感知功能的高敏復合傳感器，對任務目標實施持續跟蹤探測，并將所得到的信息數據與智能系統提供的信息數據進行快速比對，進行終端的信息數據融合、分析判斷和優化比較，形成作戰單元對作戰目標的優化行動方案，輔助指揮員決策，并自主地展開實施相應作戰行動。

聯合出品：科普中國 光明軍事

作者：潘金橋 陶榮平 浦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