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薄皫滋幵琥L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惫磐駚?，文人墨客筆下描述了無數鳥語花香、生機盎然的自然景象。

今天，在鋼筋混凝土澆灌起的一座座城市中，鳥聲、鳥影日漸稀少。

基于對中國城市鳥類近20年的觀察數據，廈門大學講席教授呂永龍團隊及其合作者展示了首個洲際尺度的“快照”：許多受威脅鳥類分布的熱點區域與城市化的熱點區域高度重合，而且越是種類稀少的鳥類受到的不利影響越大。相關研究近日發表于《科學進展》。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城市化，重塑的不只是鳥類多樣性版圖。呂永龍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從動植物多樣性到人類的社會生態，它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是全方位的。

始于一場“錯位”的對話

呂永龍依然記得，1991年中英兩國生態學家的一次“錯位”的對話。那時，英國生態學會代表團來華訪問，盡管兩邊的參會者都是城市生態學者，但雙方的關注點并不一致。

“英國方面的幾個人都是鳥類學家，他們認為如果一個城市的市中心有很多鳥，則說明它的生態是好的；而我們中國做城市生態學研究則是把人作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認為城市是一個以人為主導的生態系統?！眳斡例埢貞浀馈?/p>

后來，再反思那場對話，呂永龍越來越覺得，城市作為一個以人為主導的生態系統，必須考慮人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關系問題。

幾年前，為了給《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提供科學支撐，中國科學院成立了一個科學委員會。當時還在中國科學院工作的呂永龍就曾提出，應將城市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作為一個前沿方向進行研究。

隨著全球城市人口總數不斷上升，城市化對生物多樣性及環境影響的前沿研究顯得日益重要。但這個領域的研究存在“短板”，特別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缺乏長時間序列的定點觀測數據，在宏觀尺度下研究城市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極具挑戰。

呂永龍團隊想填補發展中國家的這個空白。但要用哪種生物作為指示物種呢？從地下、地表到空中，最終他們將目光停留在鳥類多樣性上。

“鳥類的數據相對比較充足?！眳斡例堈f，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瀕危物種數據、中國生物多樣性監測數據以及城市鳥類愛好者匯集的觀鳥數據，都為了解城市化給生物多樣性帶來的影響提供了支撐。

基于這些多源觀測數據，他們收集了2000—2020年大量鳥類活動的觀測信息，分別獲取鳥類的潛在分布區和實際分布區，并整合不透水面、夜間燈光和土地覆被數據，對城市化影響下鳥類多樣性的空間分布和物種相似性的變化進行定量分析。

研究發現，受威脅鳥類分布的熱點區域與城市化熱點區域高度重合，特別是在中國東部地區。例如，長江三角洲地區不透水面面積增長最快，這個地區也是受威脅鳥類的熱點地區。

這些熱點地區也與受夜間照明影響強烈的地區重疊。人造燈光會擾亂鳥類的行為，導致候鳥夜間飛進建筑物。這通常會造成致命的后果。因此，他們認為，持續的城市化和人類活動的增加日益限制了受威脅鳥類的棲息地范圍。

此外，研究發現城市化對廣域種和狹域種會產生相反的影響，狹域種受到的不利影響相對更大。這種不對稱影響和同質化的城市環境使得區域間鳥類物種組成的相似性更高。

失而復得的鳥類家園

盡管如此，研究團隊指出，積極的保護策略仍然可以有效緩解上述不利影響。

遼寧盤錦就見證了鳥類家園的失而復得。作為遼河入?？?，這里被譽為“輕輕放在濕地上的城市”，棲息著丹頂鶴、黑嘴鷗等260多種鳥類，一望無際的紅海灘也是著名的旅游景點。

然而，由于圍海養殖、過度農業開發、石油開采以及工業發展，從1986年到2000年，盤錦自然濕地減少了700多平方公里，到了2005年在遼河三角洲僅觀測到10對丹頂鶴繁殖。

為了發展生態城市，2015年起盤錦“壯士斷腕”，啟動“退養還濕”工程，拆除一批養殖設施，并將所有石油開采相關設施從遼河口自然保護區遷出。到2020年末，該市恢復了近60平方公里的濕地，以及17.6公里的海岸線。根據《中國沿海水鳥同步調查報告》，當地水鳥物種數量由2005—2011年的94種增加到2012—2019年的112種。

另一個案例是江蘇鹽城。從“人鳥爭食”到“為鳥留食”，從“濕地養魚”到“退漁還濕”，這些措施讓鹽城成為“國際濕地城市”。目前鹽城條子泥濕地鳥類已達410種。

“這些案例說明，城市化會給生物多樣性帶來挑戰，特別是濱海城市。如果進行適宜的改造和生態修復，也會達到非常好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效果?！眳斡例堈f。

不只是在濱海城市，近幾年很多內陸城市規劃中的綠地空間、水面空間的分布更加均勻。這使得在綠色基礎設施和植被覆蓋指數更高的城市，如北京和廣州，鳥類多樣性比周邊城市更高。

《科學進展》國際評審專家認為：“這項研究填補了‘南方’地區（即發展中國家）城市化對生物多樣性影響的認知空白，可以為制定2020年后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政策及緩解城市化對生物多樣性的不利影響提供新的認識。”

城市生態應有“個性”

城市生態重建，不止一種模式。2018—2022年，太原、深圳、徐州等11個城市被列為國家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范區。作為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范區專家組核心成員，呂永龍經常為示范區的建設出謀劃策。在他看來，城市發展速度、歷史底蘊、資源稟賦都會影響它的生態發展模式。

“從城市可持續發展角度看，必須考慮其社會生態與自然生態的平衡?！眳斡例堈f，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壓力和疾病也需要有適度的自然空間來緩沖，這樣有助于協調人和人之間的關系。

而太原、徐州則是資源型城市，在進行地面沉降、重金屬污染等生態修復的同時，需要著眼于周邊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及一體化綜合治理和修復。

此外，一些古城則需要在“修舊如舊”的同時，增加新的生態要素。

呂永龍告訴《中國科學報》，城市生態修復不僅要考慮人的需求，還要考慮人與動植物的關系?！俺鞘欣锏闹脖辉黾恿恕⑺嬖黾恿?，鳥類自然就來了，人也會更愿意靠近這樣的環境。而國際上很多前沿研究已經發現，城市綠地有助于緩解高強度生活帶來的抑郁及各種疾病?！彼f。

在呂永龍看來，當前，城市生態建設已經開始受到重視，“但還不夠”。這與“同質化”的城市生態修復不無關系。以北京為例，大部分綠色基礎設施是柳樹、梧桐樹、銀杏樹，這勢必會影響鳥類和其他生物的多樣性。他建議，未來制定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政策時應更加關注本土物種的多樣性。

記者 馮麗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