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高校學科專業調整的話題頻上熱搜，相關新聞顯示：2022年，各高校新增備案專業1641個、新增審批專業176個，撤銷專業925個。

透過數據的增減，我們可以從中窺見學科專業生長和發展的規律。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改革不斷推進。那么，高校學科專業的調整，給學生和教師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記者采訪了相關高校教師、學生，一起聽聽普通人的故事。

1.“消失”的專業

“90所大學撤銷公共事業管理專業”詞條上熱搜時，在浙江一家國有企業上班的劉禹忍不住跟評：大冤種專業畢業生在此！

2007年，劉禹在浙江縣城參加高考，分數高出文科重點線17分。在連報三個學校沒被錄取后，她被調劑到北方一所“雙一流”高校的公共事業管理專業。

“什么是公共事業管理？”劉禹拿著《高考志愿填報手冊》詢問周邊人，大多數都搖頭。常年在外做生意的父母，希望女兒別像他們這樣“折騰”，樸素地從字面去解讀，“聽上去像個政府部門管理崗位，考公務員會比較容易吧？”

像劉禹這樣的高考生，適逢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在中國高校異軍突起。21世紀初，公共事業管理專業被引入中國，僅2000年到2004年，開辦該專業的院校數量就從57所增至300多所，年均增長率超過40%。

進入大學后，等待劉禹的是知識“大雜燴”，幾乎整個學院的基礎課都得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組織行為學，再到統計學、宏觀經濟、法律等等，最忙的是大二，幾乎整個學期都滿課，共修二十多門課。

與如火如荼的專業開設情況相比，另一端卻是學生“所學無所用”的落差。劉禹連續幾次在畢業面試中碰壁，泛而不精的管理學科并不被人力市場買賬，企業HR明確告訴她，“更想要文秘或中文專業。”

那考公務員呢？劉禹發現，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可報的崗位有限，要么就是“三不限”崗位，競爭激烈。

“有一次鄉鎮考試，我已經考到140多分還是落榜，換到其他崗位早就上了。”揣著這份“萬金油”文憑，劉禹又輾轉做過記者、私企文職，直到在一家國企的黨辦站穩腳跟。

華中科技大學就業與服務指導中心曾發布就業建議，認為“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辦學規模和發展速度，已超出我國公共管理體制、公共事業單位改革的步伐，供大于求”“該專業的主干課程核心競爭力不強，就業方向不明確，缺乏不可替代性。”

同樣在武漢高校就讀管理專業的張琪，有著和劉禹頗具鏡像版本的故事。2014年畢業季，班里多數同學找工作非常曲折，“校招時，同學連續面試二十多家公司，最后入職某旅游平臺，而且工作內容是做活動、與商家對接。其他同學，所做工作和本專業也基本不相關。”張琪最終去了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一直到現在都留在西藏的事業單位。

剖析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興衰史”，可以窺見一些高校在專業設置中呈現的規律。它們往往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開辦，堪稱當時的“現象級”網紅專業；辦學成本較低，在高等教育擴招背景下成了競相追逐的熱門專業，但后期，這些專業對經濟社會結構人才需求變化的“靈敏度”不夠、前瞻性不足，因供與需脫節而被淘汰。

專業的冷與熱，還體現著經濟發展的強周期性。比如，改革開放后的基建大發展期，國家每年投入很多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上對相應人才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但城市建設基本飽和、行業增速減慢，也影響著土木工程、建筑學等專業畢業生的就業環境。

國家深化新工科建設背景下，傳統專業生長出新的“枝條”，觸達到行業更細分處。以產業需求為導向，高校在土木工程專業的設置上，注重融合智能化、信息化，以適應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現實需要。

“我通過學習信息化、智能化技術，最終順利轉型。”黑龍江大學土木工程專業本科、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土木專業研究生畢業的李帆，在地產行業工作一年后，2022年順利轉行，他現在是地鐵、隧道等工地智能信息系統的開發人員。

2.專業撤銷后，教師何去何從？

近日，教育部等印發的《普通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將優化調整高校20%左右學科的專業布點，力度之大可想而知。

在優化調整學科的浪潮中，專業課教師是最受沖擊的人群之一，有人積極擁抱變化，做出調整，也有人仍在苦尋出口。

2021年畢業季，烈日灼灼。國內某地應用型高校80后副教授鄭文斌，遠遠望著操場上，畢業生們拋起學士帽、拍照合影，心頭百味翻涌。有學生跑來問他：“老師，以后我們回母校，再也看不到化學專業了？”

化學專業被撤銷，不過是久懸的靴子終于落地。早在5年前，學校就有風聲傳出。在校領導和教職工溝通會上，鄭文斌意識到這是學校辦學定位及專業困境博弈的結果。

鄭文斌翻出一條今年3月份江蘇省某市的招聘啟事對記者說，“各地高中化學教師招聘條件中，本科生不再具備競爭力，有些招聘中已明確要求研究生。”該校當初開設化學專業，本意是培養高中化學教師，但成為高中化學老師的畢業生連續多年不過寥寥幾人，這違背了專業設置的初衷。

此外，國家相關文件提出“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主要聚焦應用型人才培養，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明確不同類型的院校可以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向。

2017年，該校停招化學專業學生；2021年，該專業最后一批學生畢業；按照教育部規定五年未招生的專業需予以撤銷，2022年，這個專業“消失”了。需要說明的是，只是整建制的專業課撤銷，但教師可以繼續開設基礎學科的公共課程。

2022年7月，鄭文斌隔壁學院，教授某專業課的90后博士、講師張秦，正式送走他所在專業課的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畢業生。

學生離去，教師何去何從？經歷短暫的心理落差后，張秦重新找到自己位置——擔任公共課教師，“講課內容和我原來專業相關，我花了一個暑假備課、制定教學計劃，很快適應新身份。”鄭文斌則接到了另一個學院伸來的橄欖枝，成為同學科相近專業課程的老師。

轉換教職身份并不難，難的是轉型之后的業績考核、職稱評聘。

張秦供職的高校年度教學業績考核中，教師按照考核結果分為A、B、C、D、E五個等級，所考核維度按照公共課、教改、科研核算業績點，專業課教師可通過學科建設、課程平臺建設等加分。沒有專業課可教的張秦，在這方面無處入手。

對高校科研型教師，論文和課題是安身立命的“硬通貨”，當從事基礎學科研究的張秦，和應用型科學或偏實驗科學方向的新同事，被放置在同一“場域”競爭，學科差異的縫隙被放大了：基礎理論學科提出新觀點是非常困難的，通常一年只能出1-2篇論文；但應用型學科研究者可以發3-4篇，而且這個領域的研究人員多，被引用的機會多，論文的影響因子更高。因科研業績點比不過同事，年度教學業績考核中，他同樣不占優勢，長期來說還會影響到職稱評聘。

張秦要從困境中突圍，需要學校建立健全科學、合理、公正的退出機制。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亮教授認為：“一方面，高校需引導教師在就近學科，開展新專業的教學和研究，提供訪問學者等學習機會，給轉型中的教師留出‘緩沖地帶’，提供心理輔導、情感疏通幫助應對變化；另一方面要建立更全面的教師評價體系，拓寬教學、教學科研、科研等賽道，使分流的教師有更多職業發展通道和機會。”

此前，馬亮在調研中發現高校教師授課內容的滯后性。此次改革，也是行業與教育之間的“雙向奔赴”，行業反過來推動著高等教育改革，包括師資結構調整和課程內容改革，對于教師而言，也需迭代更新知識體系，及時適應學科交叉型、綜合型的教學新需求。

安慶師范大學計算機與信息學院講師孫宜南告訴記者，教了11年的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被撤銷后，她和其他7位老師在學校支持下，利用兩個寒、暑假以及課余時間，自學、出去學，重建關于分布式數據存儲、處理的知識體系，已順利轉為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專業課的教師。回看過去的兩年，孫宜南感慨，“沒有哪個行業領域會一成不變，象牙塔里也是如此。這條轉型之路走得不容易，但總算蹚過來了。”

3.也要往前看“二十億光年”

高校專業的動態調整，并非中國高校獨有，其他國家有什么經驗？記者就此采訪了相關學者。

“學生入讀率是德國研究性大學專業調整的重要因素之一。”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副教授杜衛華曾在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攻讀教育學博士學位，他告訴記者，2015年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對學生入讀率不高的專業進行撤并。“學校從17個學部(學院)微縮成9個學部(學院)，如文化學部漢學專業調整為文化社會和教育學學部的亞非研究專業。”

那么德國如何新增專業？浙江科技學院中德應用型大學研究院院長、德語國家研究中心主任徐理勤研究員介紹，德國各個聯邦州每隔10至15年制訂高等教育發展規劃，明確整個聯邦州高校專業設置及布點。“在此期間，高校要新增專業，要向州政府提交申請，說明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經費投入方式。如果新增專業不需要州政府額外撥款，會比較容易獲得批準。”

徐理勤研究員觀察到，近年來德國知識經濟發展迅猛，涌現出許多學科交叉行業，且呈現高度專業化趨勢，“因此，應用科學大學靈活設置具備鮮明行業特征的‘小口徑’專業，并在專業下設置不同方向滿足行業需要，比如漢諾威應用科學大學的乳制品技術專業、食品包裝技術專業，就與當地食品行業的發展相吻合。”

在美國，為避免新增專業疊床架屋，高校需在申請新專業時說明，該專業與其他州內公立高校已有專業或同類專業相似、差異之處，并提供相關證據。如果專業重復，政府則拿出調控手段——俄亥俄州政府就曾發布過通告，要砍掉該州兩所臨近公立大學重復設立的部分專業，這兩所大學的280多個專業中，重合專業達49個。

此次國內高等院校學科專業調整中，有學者注意到，大規模被撤銷的專業，正是二十多年前一哄而上、火熱開辦的專業。聯想當下，許多高校競相開出的新興專業，不免讓人憂慮有沒有必要同新職業亦步亦趨，會不會陷入歷史的循環。

不辦，也是種戰略定力。“作為‘常春藤三巨頭’之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不開設最具吸金能力、最火熱的醫學院、商學院和法學院，而是堅持立足學校的傳統和特色來打造學科，尤其注重本科生教育。”教育學家熊丙奇說，兩百年來，誰都無法否認普林斯頓大學世界一流名校的地位。

熊丙奇建議，“高等教育的學科優化，應服務于國家建設和行業發展需要。但在高校具體要新設專業時，應由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根據國家宏觀戰略，結合學校辦學定位和辦學條件，對新設專業進行嚴謹的論證，不能辦出本校特色的專業堅決不辦。”

在熱熱鬧鬧地專業“上新”“下課”同時，那些甘受寂寞、重在基礎培養的學科，需被重申其意義。基礎學科是知識的源頭，揭示著世間萬物運行、人類社會發展的元問題，雖不直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卻是更高層次研究的基石，能從根本制約應用學科的后勁和潛力。

“從這個視角看，并非所有高校的專業調整都合適‘就業率’‘入讀率’等評價體系，對于綜合型、研究型高校來說，還需考慮基礎性、戰略性專業，要通過國家保障以保證其存續，避免真正需要的時候無人可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亮教授說。

重溯教育的本質，我們需要培養什么樣的人？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又由誰來回答？

唯有不斷沉潛、沉潛，讓真理之光閃耀于人類追求文明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