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自1980年首次看到GUI（圖形用戶界面）以來，見過最具革命性的技術進步。”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在前不久發表了對GPT大模型的看法。

無論是在商業領域還是學術界，越來越多的產品和觀點涌現，似乎標志著AI時代的真正到來，起碼從絡繹不絕的發布會上看確實如此。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最近一段時間，只要與GPT、AI、大模型稍微沾邊，這家公司就會被扣上“人工智能”的帽子，無論在一級市場還是二級市場都能得到青睞。

而面對為數不多的大風口，很多主業不順的互聯網企業都想卷進來，試一試自己第二春的可能性，APUS就是其中之一。

4月18日，APUS發布其自研多模態人工智能大模型“AiLMe”，并針對具體應用場景推出文本、圖像、視頻、音頻四個垂直模型，以此衍生出智能問答大師、簡筆成畫等眾多產品。

對于一個靠移動工具出海起家的企業來說，全面轉型人工智能頗有“春江水暖鴨先知”之意，既有做移動工具的經驗，也能更快地實現產品落地。但客觀來看，AI大爆發對于APUS來說真的是機會嗎？APUS能夠站上風口嗎？以船長自稱的創始人李濤，能夠帶領APUS駛向星辰大海嗎？

轉型的第二契機

回看APUS的發家史，離不開“順應”二字。

早在2013年，李濤還是360的副總裁，管理海外業務，而其創業動機也是在一次巴西出差時發現：短短不到3個月的時間，當地酒店服務員便將手機從功能機換成了智能手機，但他們對于智能手機的使用依然停留在接打電話、發短信上。

“我就看他在屏幕上操作，刷來刷去也不知道該用手機干什么，我那時便意識到，移動互聯網要在海外爆發了。”李濤此前講到。

2014年6月，李濤離任后創辦了APUS，并且一個月后就發布了首款產品APUS Launcher，是一款適用于安卓設備的智能手機桌面，可以理解是基于原有手機的操作系統，開發出的輕量級操作系統。

大洋彼岸南美洲的酒店服務員已經開始使用智能手機的事情，讓李濤明白：新興國家的市場潛力開始釋放了，這時候，誰能在這些市場上提供基礎服務，誰就可以定義用戶的行為，同時決定互聯網未來流量的走勢。

而追上風的APUS僅用了一個月時間，用戶量就突破了1000萬人次；2016年3月，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里，APUS Group的用戶數量就從零增長到驚人的9.2億；在2015年初，剛剛獲得成為資本等提供的1億美元B輪融資時，APUS的估值就已經達到了100億元人民幣。

毋庸置疑，當時的APUS靠著移動工具出海，吃盡紅利、風光無限。

但工具類產品的天花板很快就能望見，用戶使用時長與粘性有限，這已成為行業共識。整個移動互聯網的風口將盡，尋找下一個機會刻不容緩。

與多數同行一致，APUS在移動工具之后首先瞄上了內容。曾將重點放在一些重度運營的產品上，比如電商、游戲等。主打方向也是和內容相結合，通過運營獲得回報。高峰時期的APUS共有200多款面向全球市場的互聯網產品，月營收能夠達到過億的水平。

但從2018年開始，谷歌開始打壓APUS。隨后在李濤帶領下，其核心戰略從原來的出海轉向了全球化，并且將印度等潛力國家作為重點市場。可惜好景不長，2020年印度電子信息技術部（NIC）一紙“中國APP禁令”，封禁了APUS的多款主力產品。

海外市場流年不利，李濤不得不將第二曲線從內容變成了國內業務。不過從始至終，APUS在全世界的營收方式都是廣告，國內市場也一樣。簡單來講就是提供手機桌面、上網瀏覽、搜索引擎、 APP下載、信息及電話管理等功能服務，并基于產品、服務向第三方廣告平臺收取廣告服務收入。

但國內巨頭壟斷式的市場背景，使得APUS業務只能與360那樣，存在于“中老年群體”。

「科技新知」在與APUS前員工交流后發現，其國內主業本質上就是靠“寄生”與一些老年機上，來獲取廣告收益。

早在2021年315晚會，就曝光了其“流氓操作”。據悉，包括APUS“超強清理大師”在內的多款清理類APP，表面是在清理手機內存，背地里卻在瘋狂收集個人信息并上傳，故意讓手機越用越卡。

當然，最重要的影響還不是手機用戶體驗，而是向老年人推送誘人的廣告，號稱走路就能賺錢、免費領雞蛋、免費搶飛天茅臺，推薦降血糖、減肥、壯陽等藥品，甚至引導至色情、博彩網站。

這些行走在法律邊緣的違規操作，也使APUS產品頻頻整改成了常態。

不過此次AI大爆發，給了本就擅長開發、包裝軟件產品的APUS一個較為正道的發展方向，只是這次APUS能否像此前那樣順勢吃上紅利，沒人敢下斷言。

是機會更是風險

用李濤的話來講，他是國內最早接觸大模型的那一批人。在2019年時就見了OpenAI創始人Sam Altman，并通過視頻向他和張一鳴、沈南鵬等人展示過，用GPT-2操作DOTA2。

李濤曾表示，“當下業界對ChatGPT的認知還比較落后，前段時間我的MBA課程留了一份課堂作業，基于紀錄片《壽司之神》描述日本工匠精神，我用ChatGPT完成了這份PPT，第二天講的時候，很多人都還驚訝，不知道ChatGPT是什么。”

李濤對AI、大模型的極度自信，似乎意味著APUS已經比同行超前了兩個身位。

其實不然，對于做移動工具APP的企業來說，利用大模型雖然可以為其產品提供更多思路、更智能的服務，但需要知道的是，大模型的研發成本已經很低，并非某個企業獨有。這就意味著APUS的競爭對手，也可以利用大模型來提高效率和產品質量，從而加大競爭壓力。

例如其推出的的智能問答大師，是一款類ChatGPT的產品，這種產品在國內外已經非常之多。在AppStore中搜索“智能問答”、“ChatGPT”等關鍵詞可以發現，相關產品已經多如牛毛，甚至有多款產品與APUS的“智能問答大師”如出一轍，包括界面UI、產品功能甚至訂閱服務價格都幾乎一致。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產品大多在APUS之前上架。

另外最需注意的還是百度、阿里等大廠，即便拋開技術、數據等層面的差距不談，單論在C端市場的影響力，GPT對它們來說更像是未來競爭中的一個必要工具，變現另有途徑。

很直觀的一個例子是，微軟的Edge瀏覽器和必應Bing搜索引擎集成了ChatGPT后，出現了大量的需求爆發。甚至三星也正考慮將默認搜索引擎由谷歌改為必應。

相反，對于APUS提供的產品，用戶需要花費68/月的高價才能體驗，在對價格極其敏感的國內市場，顯然會喪失不小競爭力。

另外，在訓練成本、算力等基礎設施上，APUS與大廠幾乎沒有競爭能力。不過李濤也直言，“凡是用算力解決的都是暴力方法，還是你的算法不夠聰明。”不依賴大算力的路徑才是APUS對大模型的理解。

這種以優化算法為主的模式對于中小企業來說固然是好，但問題在于優質數據語料從何而來？據悉，APUS大模型的訓練數據主要還是來自公開語料庫、行業公開數據、爬蟲公開網頁內容，只有少部分是其此前產品收集的數據。

這種幾乎全是來自于公開資料的數據，顯然與業內公認的優質數據存在顯著差距。如果拿不到垂直行業內的優質數據，又如何做出差異化產品？

事實上，無論是優化算法還是采用所謂的“知識蒸餾”（AI提問AI）方式去提煉數據語料，AI行業的競爭最終還是會圍繞人才展開，這也是前沿科技企業的核心所在。但船長李濤能夠吸納更多、更好的船員嗎？

新時代下的管理危機

360團隊的出身，使得整個APUS存有一些“老派互聯網”大廠的舊疾。

按照李濤的話來講，“APUS是高執行力的團隊，一人指揮，麾下千軍萬馬向同一個目標發起沖鋒。”但在其員工口中，這種高執行力被稱為“一言堂”。

“加班嚴重、壓榨員工、績效管理，老板是皇帝”，一位前APUS員工向「科技新知」坦言，“老板就喜歡看員工加班”。

事實上，加班在互聯網企業中確是常態，但APUS的加班制度有些病態。“即便是干耗著也不能走，還會拿工時說事，每周每月都會有工時排名，誰加班時間廠誰績效高，離職時會直接將績效扣完”。

脈脈上也有相關評價，稱“常態化996，裁員極快，公司氛圍很差，都圍著老板這個土皇帝轉”。

知乎上一位匿名前員工這樣評價APUS的管理體系，“假如你直接匯報給船長，還是看看《大明王朝1566》，嘉靖-內閣-百官，船長-核心委員會-外圍。如何立足，自己掂量。”

在《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內閣、百官之間存在著復雜的權力斗爭和利益博弈，這種官僚體制導致很多決策不公平和不合理，最終使大明王朝走向衰敗。

李濤最崇拜曾國藩的自我克制和修為，并表示曾國藩“以至誠行天下”，我李濤做人就是兩個字：單純。但現在來看，理想和現實仍存在著鴻溝。

至于人才，李濤曾坦言，目前中國的人才價格過高，在北京找到的人才和硅谷的價格幾乎一樣，產出卻大相徑庭，而且成本越高的人才心態越浮躁，成本越低的心態反而平靜。

但他卻忽略了人才密度以及人才波動這一客觀事實，對市場存在誤解與偏差，而花費大把時間、成本在尋找人才上，這或許也是APUS人員流動性極高的原因。

與海外工具市場不同，AI大模型并非快跑游戲，而是競爭游戲。像智能手機系統一樣，未來能夠留存下來的大模型產品并不會多，對于中小企業來說，在算力、技術、數據競爭力不足的情況下，創新才是活下來的關鍵。

而管理上的不正確或者說跟不上時代，儼然會使APUS在轉型中缺少創造性，以及存在員工缺乏積極性、團隊協作能力不足等問題。這樣的企業很容易戰略失焦，也無法及時適應市場變化和競爭壓力。

“著名經濟學家企業家”高啟強曾說過，“風浪越大魚越貴”，面對這次席卷全球的AI大浪潮，李濤船長能否有所收獲，市場還要靜觀其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