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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環球時報
“金融穩定”成為剛剛結束的七國集團（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主要議題之一。最近，接連出現美國硅谷銀行倒閉、瑞信被收購等事件，作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的美國正面臨著債務違約的風險。作為本次G7會議的東道國，日本的情況也在變得更糟糕。
日本政府債務總額在2022年末達到1270萬億日元，較上年度增加約29萬億日元，連續7年刷新紀錄。對外經濟狀況同樣也在迅速惡化。日本財務省5月1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的經常項目盈余較上年度大減54.2%，主要原因是地緣政治危機導致全球資源價格上漲，加之去年日元匯率又大幅貶值，其貿易收支為逆差18萬億日元。
誠然，最近也出現以巴菲特為代表的國際投資家“看好”日本投資機會的情況，但這顯然是受全球投資環境迅速惡化所影響，出于分散風險的考慮，以及日本上市企業超低PBR（股價凈值比）等具體原因，讓日本擁有暫時的“比較優勢”。然而，聚光燈背后的陰影部分卻正在迅速擴大。
首先，日本的財政狀況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寅吃卯糧”模式已經難以為繼。2023年度日本一般會計預算首次超過114萬億日元，這已經是連續11年的膨脹。其中，社會保障支出費用已將近37萬億日元，同比增長1.7%，人口老齡化所造成的自然增幅繼續高達6154億日元。最引人注目的是漲幅最大的防衛費預算，一舉從2022年的5.4萬億日元，擴大到6.8萬億日元，增幅達27%。不僅如此，岸田內閣在去年底還推出“大擴軍計劃”，欲使防衛費倍增至“GDP的2%”水平。在這種趨勢之下，無疑將對日本財政提出超乎尋常的嚴峻挑戰。
稅收增長早已趕不上預算膨脹的速度，發行國債成為日本維系財政運行的關鍵手段。它計劃今年再新發35.6萬億日元國債，這相當于政府債務每天將增加1000億日元。當前，日本政府債務總額已是GDP規模的2.3倍，在G7國家中“遙遙領先”，是排名第二的意大利的1.5倍。據日本財務省測算，如今日本國民負擔率已經高達47.5%，該數字在2002年為35%，可見，今后日本的增稅空間也非常小。另外，債務負擔還在不斷加劇，償還舊債甚至成為預算支出的重要項目之一，比如，今年到期的國債規模就多達25.25萬億日元，預算占比高達22%。其財政重建之路，已變得遙遙無期。
其次，持續十年之久的“異次元”金融政策的負面作用在不斷發酵，導致金融風險大幅推高，而央行政策調整卻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在就任記者會上，新行長植田和男表示將繼續推行寬松政策并堅持以2%通脹為目標，但他不得不承認，超長期大規模寬松造成了諸多副作用并已形成負資產。
一方面，近乎僵化的央行政策導致日本金融市場失靈。目前，日本央行的國債持有規模達580萬億日元，超過發行量的一半以上，導致國債已經失去流動性特征。而且，在證券市場央行也大舉購入了證券市場交易基金（ETF），其規模高達37萬億日元，罕見地成為諸多企業的頭號股東。然而，日本央行上述舉措嚴重損害了市場競爭原理，大幅降低了市場效率，使得大量僵尸企業得以存活。另一方面，日本央行系列措施已將金融風險與財政風險捆綁到一起，財政嚴重依賴發行國債，而央行則大量接盤國債，逐漸形成了依賴低利率來確保國債低成本的事實。這就導致日本央行更難以退出寬松政策，因為利息每上漲1%，日本政府償債壓力就將增加10萬億日元。所以，在面對極其嚴重的輸入型通脹之際，日本央行卻遲遲不敢加息，只能聯手財務省進行外匯干預，據披露，去年10月21日一天之內就動用了5.6萬億日元，當時的日元兌美元匯率一度觸及1美元兌換151.9日元。
而且，日本的人口老齡化現象仍在加劇，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2022年日本新生人口跌破80萬，總人口降至1.25億，連續12年負增長，其中，65歲以上老人占比已逼近30%，而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對老年人口之比從原來12∶1變成2∶1，這導致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岌岌可危。人口老齡化既導致需求不斷萎縮，也造成勞動力供給不足，對經濟形成需求側與供給側的兩面夾擊。
當然，雖已聽到“灰犀牛”的腳步聲，但世界局勢變幻莫測，日本經濟的未來走向，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作者是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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