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重振“縣中”
近年來，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校長唐江澎觀察到，某地區縣域內考上名校的高中生寥寥無幾，考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基本沒有，“但凡有點辦法的家長都會努力把孩子送去市里或省城讀書，老百姓為這種教育付出了很大成本”。
今年是唐江澎當選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以來，第三次帶來關于“縣中塌陷”現象的相關建議。“現在我國的教育主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縣中塌陷’是這一問題的一種突出表現。”
民進中央在西部某省的調研也發現，某縣級市中考前200名學生近兩三年基本沒有進入本地高中就讀的，絕大多數都流向了省會城市或地級市優質高中就讀。2020年10月，某省剛剛脫貧的一個國家級貧困縣中考成績前500名的學生沒有在當地高中讀書的，而全市中考前100名的學生能留在市一中就讀的也只有個位數。
“縣中的重要性再怎么強調也不為過。”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胡衛告訴記者，縣中是縣域內教育資源的集聚高地，如今更承擔著為鄉村振興、新農村發展培育人才的任務，縣中能否辦好直接影響該縣發展水平。民進中央在調研中也聽到有縣領導訴苦說，“青年不愿在當地就業，縣域經濟社會發展布局所需的人才進不來、留不住”。
哪些因素導致“縣中塌陷”
上世紀80年代，縣中曾有過輝煌時刻，為何有的會逐步走向衰落？胡衛分析，首先在于市場經濟打破了人員地域流動的限制，農村勞動者普遍開始向工作機會更多的一線城市、省會城市流動，部分地區出現“村空、鄉弱、城擠”的現象。隨之而來的是縣域高中資源流失：一方面縣中集聚的好教師被挖至或跳至市或省級高中；另一方面縣中優秀生源在減少，進一步加劇了教師流失。
在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委員、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孫惠玲看來，“縣中塌陷”除了受縣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制約、城鎮化進程的拉動，更重要的是教育內部的原因，也就是區域教育公共政策失衡。特別是近10年來，各地在片面追求高考升學率的教育政績觀驅使下，出現了高中跨區域招生現象。這一現象，隨著各種新體制學校的擴張而愈演愈烈。這些新體制學校借助優質高中的品牌、優越的辦學條件、雄厚的財力、特殊的招生政策，吸引優秀教師和生源快速集聚，導致縣中人氣下降、優質師生資源流失、升學質量下滑。
胡衛也觀察到，一些地級市出現了“超級高中”，“像龐然大物一樣，吞吐和吸納能力很強，有的一個年級有七八十個班級，更加劇了縣中生源的流失”。
在唐江澎看來，所謂“超級中學”并非傳統意義上的高中名校，而是以跨地市“掐尖”招生為主要手段聚集優質生源，以清、北升學人數為主要標志打造學校品牌，以強化應試為教育模式，在復制中擴大辦學規模。一些“超級中學”把“尖子生掐光、好教師挖光、清北指標占光”，直接導致區域教育生態的整體惡化和教育水平的整體降低，弊害很大。
“一所學校挺出來，就有一批學校倒下去。”唐江澎去年就觀察到，不少省份考取清華、北大人數的80%以上集中在3-5所甚至一兩所“超級學校”之內，許多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發展起來的歷史名校在此背景下，生源、師資流失，質量嚴重下滑，輝煌多年的“縣中模式”整體消解。他說:“如果這種失衡持續下去，只會好的學校越好，差的越差。”
如何重振縣中
重振縣中，胡衛認為，首先要保障縣中發展所需的資金投入，包括生均經費、生公用經費等，將其納入省級、市級的統籌發展規劃中保證投入。“目前縣域財政對縣中的支撐力度還不夠，因為縣域財政本來要承擔的公共配套服務壓力很重，其中九年義務教育是硬指標，而高中不是強制性的年限教育，在有限的財政‘盤子’中，輸出到縣中的財政資源會相對欠缺”。
孫惠玲也建議，要完善縣中教育財政經費分擔機制，實施中央、省、縣（市區）按比例分擔，中央財政加大對財政困難縣中學教育經費的專項支持。民進中央的《關于振興縣域普通高中的提案》（以下簡稱《提案》）中也指出，從省域層面看，省級統籌責任清單和管理機制尚不健全，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配套機制也亟待完善。
同時，《提案》建議實施縣中教師振興計劃。一是建立縣中優秀教師崗位津貼制度，以待遇留人；二是遏制縣中優秀教師的逆向無序流動，對縣中優秀教師實行聘約管理，嚴禁聘期內流動，聘期結束后由縣中向大中城市高中流動的，接納方要對縣中進行人才流失補償；三是鼓勵大中城市優質高中優秀教師到縣中支教；四是國家部屬師范大學每年為縣中定向培養公費師范生。
在穩定教師隊伍的同時，胡衛強調，生源的穩定對縣中的發展同樣重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學生都走了，老師教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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