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是科學嗎？這個問題爭論己久。

現代科學家認為，世界上只有一種科學，凡屬現代各種各樣科學，最后都可以用數學語言表達，都可以用物理學的基本原理加以說明（還原論）。中醫的理論與方法無法納入現代科學體系，因此眾多傳統科學家懷疑中醫的科學性，或認為中醫不屬于現代世界上普遍承認的科學。

現代西醫自16世紀以來，沿著結構主義道路（器官、組織細胞、分子、基因），應用化學和物理的原理，采用實驗分析方法，對生命及生理、病理現象，在還原論角度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而由此認為，現代人們所知的西醫，才是唯一的醫學科學。

到了20世紀70年代，產生了一系列新興科學，特別是許多交叉科學。現代學者對復雜事物的深入研究，發現世界上很多事物是無法量化的，也無法按照還原論進行統一。在生命科學領域里，特別是在人類的認知行為、意識活動，人們不能從單個神經細胞的突觸層面、或從龐大的神經網絡，來破解抽象思維、情感、創造性是如何產生的，還原論學者碰到無法逾越的障礙。近代生態學的崛起，而生態學知識實際上是與物理學不同的知識體系，因為人就生活在生態系統中，人類的科學技術、經濟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干預，故不能從外在生態系統的方法來研究生態系統。現代科學家發現，生態學的原則就是整體主義；還原論無法說明生態問題，人們也無法應用單純的物理化學方法來調控人類生存的生態環境。

現代學者把傳統科學家劃定的科學稱為“本質主義科學”，將目前新興的、交叉的、綜合的、復雜性科學稱為“非本質主義科學”。

中醫自來就是立足于整體論，面對的復雜系統問題，它不可能用還原論的觀點來解釋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它只能用模糊的、抽象的語言來總結、概括它的理論與方法。中國醫學家不可能把人體以及方藥問題通過實驗分析的方法都弄請楚了再來治病。中國古代醫學家采取了形象思維、司外揣內、取類比象等方法，在臨診的實踐中總結出一套理法方藥與辯證論治方法，在臨診醫療上取得了相對有效的成果。

東西方民族的思維特征，西方文化以細節分析為其主要特征，東方文化則以整體綜合見長。中醫在考察事物時，通常忽略細節和成分分析，往往提供的是關于對象的模糊整體圖景，中醫通常應用模糊的、抽象的概念、術語來概括它的方法。按照傳統科學家的觀點，它是不能納入本質主義科學范疇的。

中醫的理論與西醫的理論是不同的知識體系，中醫的臟腑學說并不是解剖學的形態結構概念，而是一幅人體的抽象輪廓。現代研究復雜系統的學者專門研究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集體行為，中醫臟腑之間的生尅關系，與復雜理論的“集群”（swarm）概念相吻合，是一種集群之間的關聯。中醫通過五行生克制約關系來說明人體的生理病理活動。不要認為α、β、γ一類就是科學符號，而木、火、土、金、水是玄學迷信，五行生克目的是為了闡明人體內部的相互關系，中醫有關痰、瘀血等概念，并不是現代醫學所述的呼吸器官的分泌物；瘀血不僅僅局限在血液循環障礙等現代病理現象，它實際上是高度概括的抽象概念，意在概括人體病理狀態的“集群”失衡態。

什么是中醫的證？證，乃是人體疾病的外在表現，即機體的反應狀態。中醫辨證，即是辨別人體偏離正常狀態的性質與程度。陰陽表里寒熱虛實，是中醫的診斷模型；藏象學說是臟腑的抽象模型，八綱、六經以及衛氣營血、三焦、痰飲、瘀血是人體的病理模型；傳經、越經、直中、新感、伏邪是病理過程模型，中醫的證是對疾病的病因、病機、病位、病性、病勢的概括，是中醫認識疾病的直觀印象，是中醫對人體疾病反應狀態高度概括的思維模型，用現代復雜科學的概念則稱之為“語義網”（semantic nets)。

20世紀70年代，我國學者鄧聚龍教授提出灰色系統理論。灰色系統理論是一種研究少數據、貧信息、不確定性問題的新方法，主要是通過對“部分”已知的信息的生成開發，提取有價值的信息，實現對系統運行行為、演化規律的正確描述和有效監控。張仲景的六經辨證以及溫病的衛氣營血、三焦辨證，可說是中醫古典的灰色系統，中醫的辨證概念所包含的信息高度簡約，古代醫家是采取經驗分析的方法來調控人體這個灰色系統，

中醫的司外揣內的方法，即是通過外在的表現去推測內部變化，中醫根據不同的證（臟腑辯證、八綱辨證、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辯證和六氣等）采取不同的治療手段，以調控體內失衡的態勢，達到“以平為期”。這實際上類似現代控制論的黑箱方法，人們不必追究疾病時體內究竟發生了那些變化，這實際上是一個黑箱；中醫應用的方、藥，內含多種成分，當方、藥進入人體內究竟發生了那些代謝吸收過程，其治療機制更是一個復雜過程，這也是一個黑箱。中醫的方、藥不是一個理化概念，它的治療作用是從臨床實踐中來的，中藥的升降浮沉并不是藥物的理化性能，而是這些藥物對人體的作用。中醫將證候分類與藥物、方劑分類統一在同一個框架內。張仲景發明了以方名證，以藥名證，把人體的黑箱與藥方的黑箱相互對應，總結了一套臨床診療方法，達到了實際的治療效果，即辨證論治。

從整體論出發，采取不打開黑箱的方法是古今學者都曾經應用過的方法。整體是一個復雜系統，人體的生命活動并不是打開黑箱就能發現機制的，一旦打開黑箱，嚴重干擾機體的功能，反而得不到對人體生命現象的認知。醫學家采取離體器官或尸體上的方法是不可能獲得中醫的經絡現象的。巴甫洛夫研究動物的中樞神經活動規律，即是不打開黑箱的方法。當時他幾乎不知道大腦內部的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他通過輸入及輸出的反應來推測大腦活動規律，提出第一信號、第二信號及條件反射學說，這并不是結構功能方面的術語，是一種認識論、認知心理學概念，他的條件反射學說，也不是還原論方面的物理學概念。奧地利學者弗洛伊德對人類意識的研究，他所創用的一系列概念，更不是結構主義的物理學概念，而是一種純思辯的圖畫，與中醫所應用的概念幾乎有異曲同工之妙，甚至更具有玄學的意義。

中醫理論概念模糊，臨床診療不能量化。這些概念很難與當代世界上通行的科學概念溝通，無法歸入世界統一的科學范疇，這是中醫遭到非議的痛點。

關于模糊性，既有它的局限性，也有它獨特的不可取代性。蓋模糊性認識是人類認識事物的重要思維方法，自從現代計算機問世，人們才發現模糊思維是人類認識世界不可代替的方法。中醫臨床診療病人，幾乎都采取模糊思維來判斷病人的狀況，醫生正是通過模糊（如：對病人主訴的不確定性，對檢查所獲的病人體征的模糊性），來綜合評判總結這種“意會”的體驗經驗。中醫經過模糊分析，形成模糊概念，再通過模糊推理，作出模糊診斷，進行模糊決策，給出治療方案。事實上，一個臨床醫師（包括中西醫）在臨床實踐過程中，面對一個病人下診斷結論時，幾乎都帶有模糊特征，都用模糊語言表達。可見，在人類認識領域中，非定量、模糊和不確定性的認識形式，在思維活動中，并非是一種例外的思維過程，往往是一種常規的思維活動。

模糊數學創始人札德（Zadeh, L.A.）對復雜性、精確性和明晰性之間的矛盾有充分的了解，指出復雜性必然帶來模糊性，隨著客觀對象復雜性程度的上升，人們能夠精確描述的能力是下降的，復雜程度越高，有意義的精確化能力越低，在許多場合，過分精確反而模糊。因此，對于復雜系統而言，模糊分析方法是個很好的方法。

據研究復雜問題的學者指出，人們面對復雜事物，首先試圖采用簡化解，即采用理性經濟的方法論原則。研究復雜問題的學者認為，并非復雜問題一般都得采用繁瑣的方法來破解。張仲景在《傷寒論》中的六經病癥，溫病學派的衛氣營血、三焦辯證概念，中醫采取如此簡約的方法來指導臨床實踐，這與現代研究復雜問題的學者的觀點與方法是一致的。

模糊性思維方法是人腦特有的功能。人腦是一個最獨特的復雜系統，其復雜程度相當于數以萬計的計算機聯系在一起。人腦神經元的組合結構是多通路、多方面的，功能活動是多水平、多層次的，這為人腦多值模糊思維提供了物質條件。人腦能同時處理多源信息，所以它能依靠精確度較低的通訊方式，適應于經驗性運轉，這種復雜而優越的信息處理結構，保證了人類思維沿著各種不確定的航線達到可靠的結論。相反，電子計算機的硬件結構固定，依靠線性序列對信息以快脈沖形式進行串行加工，其信息源和通路都近乎于唯一，其可靠性、靈活性遠不及人腦。人腦的特長在于依靠少量的模糊信息，運用模糊概念進行模糊推理，做出各種靈活反應和得出近似程度的可靠結論。總之，人腦的智能的能動性、創造性、可靠性和穩定性，無不與思維模糊性機制密切相關。這表明模糊思維恰恰是人類思維的強項，并不是人類的弱項。

關于中醫取類比象方法，這種功能恰恰是現代計算機不具備的，這是人類思維特有的能力。類比是兩個表面不同的事物之間發現抽象的相似性的能力，這個能力滲透到智能的所有方面。人們在各種層面上都能很好地認識到兩種事物之間的類似之處，讓各種概念從一種情況流暢地聯系到另一種情況。這些例子揭示了人類思想這種獨一無二的能力。中醫應用取類比象的方法在概括理論，指導臨診發揮很好的作用。

中醫的整體模糊論也存在兩面性。中醫的模糊思維，臨床診療不能量化，難免會產生主觀臆斷或猜測，給人難以捉摸的感覺。臨床上往往因醫生經驗不同、認識有所差異，對于同一病人會出現不同的結論，提出不同的治療方案，從而給學習者或溝通者帶來困惑，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醫的信任度。

西方醫學早期也是走的整體論道路。16世紀以前，由于人體解剖學尚未成熟，現代物理、化學的體系尚未形成，他們也用植物、動物、礦物藥治病，但是他們始終沒有找到相對有效的方法。他們把許多動植物藥攪拌在一起，達數十百種之多，稱之為“解毒舐劑”，病人服后毫無效果。直到19世紀，當時著名的生理學家巴納德在藥房當藥徒，藥房里還把這種“解毒舐劑”供病人作為治病的“良藥”。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醫學解決了輸血、麻醉、消毒方法，發明了磺胺與抗生素，發現了一系列致病的病原體，西方醫學才對某些傳染病以及病灶明確的外科病，掌握了有效治療方法。

16世紀以來，西方醫學沿著生物醫學道路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20世紀后現代生命科學對基因密碼破譯，為解釋生命現象和疾病的發生機制提供了新的可能，使現代醫學認識到很多疾病的發生發展都與基因的結構功能異常有關，從此認為，人類最終能解決生老病死的問題。自從魏爾肖（Rudolf L.K. Virchow）創立細胞病理學，醫學家企圖從細胞層次來解決疾病的診治問題，認為只要祛除局部的病變細胞，或用物理，化學或生物學方法消除致病因素，就能解決醫療上的一切疾病。但是，一百多年的歷史證明，細腦病理學并沒有解決臨床上的一切診治問題。到了20世紀下半葉，醫界已認識到這種思想的片面性，開始審視局部論的局限性。現代醫學提出生物、心理、社會、環境醫學模式，即認識到生物醫學的局部論與還原論的局限性。醫學研究的對象不是生物學意義的疾病，而是社會學意義的病人。醫學問題不僅是生命科學所能涵蓋的，人類的疾病不僅僅是細胞、基因組方面的問題，而且涉及到生理、心理、社會、環境等方面的問題，如果進一步討論醫療體制問題，更涉及到社會、經濟、管理等一系列問題，這是微觀（細胞、分子和基因等）與宏觀（社會、經濟和體制等）交叉的復雜題。

基因組密碼的破譯，從技術層面未看，對疾病的診療的確解決了很多問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但是，即使在技術層面來看，基因診斷和基因治療尚存在許多問題需要解決。目前，對單基因的疾病治療，尚有許多疾病未能攻克，對多基因病來說，治療難度就更大了。現代醫學家發現，人類有2.6萬多個基因與心血管系統有關，占人類所有基因的3/4，而這些基因的病變是長期來與人類生存環境、生活習慣以及所受的文化教育不同等原因所導致的病變，因此企圖通過一種手段或少數藥物來治療這些疾病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對許多人體易感病將涉及到許多基因。人體有30億個核哲酸，要糾正這么多基因缺陷，絕不像焊接水管或調動補克牌那么簡單。而且當今流行的傳染病的防治，更與國家的體制、領導決策等方面存在密切的關系。

整體論與局部論是調控人體的兩種方法或途徑。中醫古典思維方法所總結的中醫理論具有科學內涵，在臨床實踐中總結的辨證論治和理法方藥，確能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

中西醫是在不同歷史與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兩種醫學體系，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對待這兩種醫學，采取兼容并包的態度，必將促進我國的傳統醫學為人類健康事業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以中醫藥為代表的傳統醫學，注重維護整體平衡，增強自身的抵抗力和修復力，在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彰顯了獨特的優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國實行中西醫結合，先后推出八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選出“三藥三方”等中醫藥有效方藥，形成覆蓋預防、治療和康復全過程的中醫藥治療方案，臨床觀察總有效率達到90%以上。由此證明，中醫藥是我國豐富的科學寶藏，我們必須給予發揚光大，讓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實現新的升華和飛躍。

作者簡介

張慰豐，1933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余姚市，我國著名醫學史專家、醫學教育家。1956年畢業于江蘇醫學院（南京醫科大學前身）醫療專業兒科重點班，后留校任教，師從我國醫學通史研究開拓者陳邦賢先生。曾任南京醫學院醫學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中華醫史學會常務委員，衛生部《中國醫學通史》編委，北京醫科大學(現北京大學醫學部)特聘醫學史教授，上海醫科大學醫史學科顧問等，界內有“北有程之范，南有張慰豐”之美譽。1991年被北京醫科大學聘為兼職教授，1994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2000年被聘為北京醫科大學醫史研究中心研究員，榮獲吳孟超突出貢獻獎，并被全國首屆醫學發展高峰論壇授予“醫學人文突出貢獻獎”。

出版著作20余部，擔任《中國醫學百科全書·醫學史》（副主編）、《新中國醫學教育史》（主編）、《醫史學》（副主編）、《醫藥史話》（合著）、《清史稿·醫學衛生志》（主審）、《中外醫學教育史》（參編）、《中西醫文化撞擊》（主編）、《世界科學家大辭典·醫學部分》（主編）等，發表論文50余篇。注重大眾科普，曾為《金陵晚報》撰寫醫學史話專欄，向大眾科普醫學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