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大元培學院試點到如今被高校普遍接受，大類招生制度已在我國實踐近20年。此次中山大學招生斷檔事件，可謂大類招生中一次矛盾的集合“爆發”。冷熱門專業捆綁、“雜類”招生等問題的出現，提醒后來者，具體方案的設計切莫偏離大類招生的“航道”，勿忘大類招生“初心”為何。

中山大學在今年的高考招生中遭遇了“滑鐵盧”。其在多個省份招生爆冷，甚至出現斷檔現象：如在陜西理科的投檔線為444分，僅比一本線高出3分；江西省的最低投檔分數線排位相較去年跌了1573位；甘肅的最低投檔線比去年少了111分。

業內人士認為，這已堪比“比較嚴重的招生事故”。有人將其歸因為該校執行的大類招生制度把冷熱門專業打包，其大類招生中的計算機類與土木、水利與海洋工程等專業包裝在一起，如此混搭讓考生、家長無法接受。

招生斷檔是否是大類招生制度之過？未來我國高校招生方案應當如何設計？就此，《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了國內相關領域的專家。

“雜類”招生惹爭議

在我國，大類招生源自2001年北京大學的“元培計劃”，試點文理兩個大類招生；一年后，北京大學又以學院內部專業為主要大類劃分標準，在全校范圍推行大類招生。這一改革打破了1952年院系調整以來高校按專業招生和培養的傳統模式。

改革更徹底的高校是上海大學。該校在原副校長葉志明等教育學家的主導下，于2011年將59個專業分為人文社科類、經濟管理類、理學工學類三大類實施大類招生、專業分流、靈活轉專業等機制，將專業的生存權交給市場。

2017年，在“雙一流”和新高考改革背景下，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高校推出大類招生培養和培養體制改革。旗幟鮮明的改革背后，是學生專業選擇、通識教育開展、跨學科人才培養等矛盾白熱化的交鋒——中國高考考生的專業選擇能力偏弱，通識教育被視作讓一個人走得更深、更遠的教育，跨學科更是創新性人才培養的途徑。而這一切，均有賴于入口端打破按專業招生的限制。

然而，大類招生實施近20年，盡管在認知上已成為主流，但在操作中衍生出的問題，近年來頗受社會熱議。

冷熱門捆綁，在實施大類招生的高校中普遍存在，也是大類招生制度在我國高校實施以來最大的“槽點”。例如，一些高校的文史類包含漢語言文學類和歷史學類，漢語言文學類又分為師范向的漢語言文學和非師范向的漢語言國際教育，歷史類包含了師范向的歷史教育和非師范向的考古學。

“這就意味著大類招生之后的專業分流存在二次競爭，孩子如果去不了相對熱門的專業，又沒有靈活的轉專業制度，就得歸入歷史、考古等冷門專業。實際上，剝奪的是他們的專業選擇權。”采訪中，一位家長告訴《中國科學報》。

而中山大學將土木、水利與海洋工程等都歸于計算機類，把分數比臨床醫學低30分以上的預防醫學歸入臨床醫學類。盡管校方矢口否認分類的不合理性，但在葉志明看來，將冷熱門捆綁、不合理地“打包”，這樣的分類只能稱為“雜類”，缺少科學依據。

表面背后，更令人擔憂的是大類招生旗號下衍生的招生亂象。

“一些頂尖高校借用文科試驗班、理科試驗班，將各種專業‘往里扔’。為了爭奪優質生源，甚至在大類招生時便向高分考生許諾，分流時優先安排熱門專業。”曾參與高校招生工作的教師陳覺（化名）告訴《中國科學報》。

而有些長學制的試驗班承諾本碩博連讀，但“只因高考比他人多了幾分，就享有本碩博連讀的權利”，在陳覺看來這一“福利”過于“豐厚”，也失之謹慎。“在人才培養上，恰恰應該盡量避免通過本碩博捆綁吸引考生‘一勞永逸’地完成所謂的學業，鼓勵有能力的學生跨校、跨專業。”

“一些高校的探索雖然很積極，但其具體方案設計與大類招生本真的意義，還有一段距離。”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盧曉東說。

大類招生宜“大”還是宜“小”

伴隨著上述問題出現，葉志明留意到另一個現象——國內高校大類招生越來越走向“小類招生”。如清華大學分16個大類招生、南開大學分16個大類招生、西南交通大學分21個大類招生以及若干專業招生等。就在葉志明親身參與改革的上海大學，近年來也由三個大類變為了四個大類。

那么，大類招生究竟宜“大”還是宜“小”？

在南開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金柏江看來，超大類招生（如文科大類、理科大類）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分流的難度，造成學生集中于熱門專業，冷門專業少人問津，對學科的存亡，教師、學生的積極性都有一定影響。此外，一些學科的入學基礎課程不太一樣，勉強歸為一類也缺乏依據。

葉志明則認為，要實施真正的大類招生，更重要的是要摒棄傳統的課程設置方案與體系，否則按照大類招生入學的學生會受困于依據傳統思路設置的基礎課程體系中。

盧曉東告訴《中國科學報》，國內高校之所以采取大類招生制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國高中階段缺少通識教育和生涯規劃教育，學生對大學專業之間的差別缺少認知，難以較為正確、高效地作出專業選擇。超大類的分法本質上是高中與大學缺少銜接造成的。“這也意味著大類招生作為當前高等教育招生改革的主流方向不會發生改變。如果將來高中階段有條件加強通識教育，大學實施‘小類招生’也未嘗不可。”

事實上，“專業+高校”的招生模式，已在新高考機制下獲得普遍認可。這看似有違大類招生打破專業限制的束縛，但其實并沒有否認內在邏輯。“比如你選擇‘文科類+上海大學’，意味著專業分流時你可以選擇文科類的幾十個專業。一旦學生意識到這一點，在招生上就很有優勢。”葉志明說。

金柏江表示，大類招生一般帶來的是高校分數線的提升，并呈現出分數的“扁平化”，即最高分相對降低，最低分相對上升。

追求分數線提升，在外界看來，也是中山大學倉促“上馬”大類招生的一個原因。而相對于一些頂尖高校，中山大學的一個弱勢還在于，多年前錯過了教育主管部門有關實驗班申請，無法以試驗班的形式探索并實踐大類招生。裹挾在矛盾的認知中，便有了此次“雜類”招生引發的招生斷檔事件。

不過，在部分高教界人士看來，“犧牲分數”換取“忠誠度”的做法，有利于打破分數“扁平化”，未嘗不是進步之舉。“并不是分數高的考生，就是高校的最佳生源。高校真正要招的是對高校有深入了解、更有目標感的學生。”盧曉東、金柏江均表達了這一觀點。

教學觀念和配套機制須跟進

在大類招生改革進程中，也有“倒退”的例子。這給了后來者更多的提醒。

1991年，日本文部省出臺《大學設置基準大綱化》，致使日本高等教育重回偏重專業教育的原點。而東京大學始終沒有改變教養學部（相當于國內的本科生院）和大類招生為主的人才培養模式，從而保證了人才培養上的高水準。

山東理工大學于2002年將全部專業劃分為文、理兩個大類招生培養。這項曾獲得國家級教學改革成果獎的改革，卻在2013年退回到按專業招生的老路。

葉志明曾調研過山東理工大學大類招生改革。據他透露，失敗的原因在于，決策部門更換，后者不贊同或未能很好地理解大類招生的意圖；相關的配套機制沒有跟上，比如沒有很好地解決長線專業（文史哲、數理化等基礎專業）的分流問題，沒有打通靈活的轉專業制度等。“這與改革早期缺乏相關經驗不無關系。”

“大類招生不能孤立地學習制度架構，要在教學觀念、配套機制上有相應的跟進。”葉志明舉例說，譬如長線專業的招生與分流，解決大類招生冷熱門專業捆綁帶來的報考不力有幾種方式，最直接的方式是，不將長線專業納入大類招生范疇，進行單獨招生。“這樣就不存在誆騙學生進入大類之嫌，而是遵從學生自身的選擇意愿。”

而在大類招生的框架下，分流時，長線專業可給予第一志愿選擇的學生一定的優惠，如前10名可免后三年學費，以此鼓勵、吸引有志于此或家境貧困的學生作選擇。“事實上，一些冷門的基礎專業，如考古、哲學，考慮學生的就業問題，本身并不需要太大的招生規模。”葉志明說，而對于主要以社會分工設置的專業，如材料、機械、土木等，則一律不做上述保底。

下一步改革關注什么

目前，大類招生多在東部重點院校推行，怎樣讓大類招生的路子走得更順暢、覆蓋面更廣，將是下一步改革的關注點。

“大類招生歸根結底是高校整體人才培養機制改革上的一環。大類招生要在教育家或校長的牽頭下進行整體、系統的設計，不是招生辦公室、教務處等一個部門能完成的任務。”盧曉東說。

如清華大學做大類招生時，由校長邱勇親自擔任大類招生小組組長，16個大類分別由院士坐鎮。上海大學進行大類招生改革時，葉志明與相關教師、管理部門等開了幾十次會議，理清了包括通識教育、專業分流、靈活轉專業等大大小小問題。

長期以來，人們形成了一入學便進入專業教育的思維框架。把專業完全推向市場，由學生的分流選擇決定專業的存亡，沖擊的是教師的“飯碗”。其難度可見一斑。尤其是，“越是古老的專業，有越多知名的教授，其改革難度越大”。金柏江說。

但“招生是嚴格的計劃機制，就業卻是完全的市場機制，即入學口到就業口不匹配。由于招生計劃機制，使得需要更新或淘汰的專業‘因人設廟’依然可通過招生調劑很好地生存，導致這些專業不思進取，不‘與時俱進’ 進行更新改造，也給學生未來就業帶來困難”。這也是葉志明力主改革的初衷。

如何打破由專業設置帶來的思維禁錮？

目前，我國高校的大類招生逐漸形成了試驗班、通識教育+專業教育、本科生院制等多種模式，這都是與大類招生改革相應和的積極探索。

比如早在1996年，上海大學就在時任校長錢偉長的倡議下，設立了基礎教育強化班（后來的國家試點學院錢偉長學院），實施兩年通識教育，兩年后學生可無條件選擇校內任何專業學習。2011年，上海大學為了在全校實施大類招生與通識教育，有效地減少改革帶來的各方阻力，將基礎教育強化班實踐縮短為大一階段進行，同時輔以其他配套政策。

本科生院制是破題的又一重思路，目前已在復旦大學、同濟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探索、實施。

盧曉東介紹了東京大學成立的教養學部的做法。學生在教養學部完成前兩年課程后才進行專業選擇，所有專業院系面向所有學生開放，即文理科六大類中任何一類學生都可以申報該校任何專業院系。與這一改革相匹配，東京大學將專業院系的招生名額分為指定學科名額和全學科名額兩類。其中，全學科名額是指面向所有專業開放錄取的名額。

“學生想進入理想專業，最大的競爭法寶是前一年半的學習成績，考查的關鍵是入學后的通識教育。這一制度設計促進學生認真學習通識教育課程，或者說，促進了‘通識學習’。”盧曉東說。

在上海大學的改革中，葉志明也借鑒了類似的做法，學生分流時40%參考高考成績，50%參考大一學習成績，10%參考大一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其目的也是保證大一學生入學后不因經歷高考而放松課業，也使得通識教育不淪為“水課”。

參考東京大學，在北京大學的實踐中，元培學院允許學生在全校范圍內自由選擇專業和課程，學生學籍屬于元培學院。2017年5月，在北大原校長林建華領導下，北大嘗試放開學部內專業，允許本科生有更大的專業選擇自由。“相比之前的轉專業規則，其核心特色為：第一，理論上沒有了轉專業名額限制；第二，學生申請轉專業不需要轉出院系批準，這從學生入學角度淡化或者徹底去除了學生的院系身份歸屬和束縛，這一點與本科生院的本質相接近。”盧曉東說。(記者 溫才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