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葛洪傳》有詩說：

“稚川優洽，貧而樂道。

載范斯文，永傳洪藻。”

葛洪是中國秦漢以后兩晉時期最重要的醫學家。《晉書》這里說的“優洽”，指的是才思卓異而學問廣博，融會貫通的意思。“載范斯文”是指其著《良吏傳》、《隱逸傳》、《神仙傳》、《郭文傳》及整理《西京雜記》等著作。“洪藻”是對其著述與文學、醫學價值的評價，認為它們都內容豐富，能夠永傳于世。《晉書·葛洪傳》還說：“凡所著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這可以說是概括了葛洪學說及其杰出一生的評價。

一

中國五大宗教中，道教是唯一由中國人創立的宗教，是真正的本土宗教。道家與道教有時也稱道教為道家、黃老。但嚴格來說，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錢穆先生說：“先秦道家，主要惟莊老兩家。此兩人，可謂是中國道家思想之鼻祖，亦為中國道家思想所宗主。后起道家著述，其思想體系，再不能越出莊老兩書之范圍，亦不能超過莊老兩書之境界。”（《中國政治思想史》）先秦以后到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是道教形成和確立的時期。

葛洪就生活在這一時期（283—363）。葛洪是醫家，也是位道家。《論語》記載說，孔子周游列國時遇到一些他稱為"隱者"(《微子》)的"避世"(《憲問》)的人。這些隱者曾經嘲笑孔子，他們認為孔子救世的努力都是徒勞的。這些隱者的代表人物是楊朱。楊朱生活在墨子(公元前約479一前約381年)與孟子(公元前約371一前約289年)之間。孟子說過：“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膝文公下》)。道家著作《列子》里，就有專門題為《楊朱》的文章。

《老子》里也有近似的思想。譬如：“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這段話是說，在為人處世中，貴重自己身體超過貴重天下的人，可以把天下給予他;愛他自己超過愛天下的人，可以將天下委托他。又如“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都表現出輕物重生的思想。道家的思想就是全生避害。

葛洪的時代，在中國發展史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時期。尤其是自西漢中葉以降，道家思想經過長久地積蓄，在這一時期里開始復興、勃發。中國自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儒家一花獨放，統治著政治思想等一切領域。但到了東漢后期，隨著政治環境的日益頹壞和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天人感應”神學的權威逐漸動搖，慢慢走向衰落，許多名法之學，包括道家思想，開始掙脫儒家思想的壓抑，走上了振興。當時思想界名人王符、崔寔、仲長統等人擺脫神學的束縛，掀起一股強大的社會批判思潮，由此促成了名法思想的復興，崛起迅速，與名法之學復興風格不同的道家思想，顯得很舒緩、平和，好像是春雨潤物，沒有什么聲響，但又無處不在，深入人心。

東漢后期的道家思想的復興，是在人生哲學的層面展開的。張衡的《思玄賦》、《歸田賦》、《骷髏賦》中，明顯有老莊思想的存在和情懷。其《思玄賦》曰：“墨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愿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逾騰躍絕世俗，飄搖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栢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峙孰能離？結精遠游使心攜。回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這里，儒家的以天下為己任、積極入世建功立業的思想已經揉進了修身自娛，超越世俗的情懷，這些就是后來道家所推崇的人生境界。

道家思想在東漢后期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為道教后來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葛洪的《抱樸子》，則為道教體系的建構確立了更加堅實的理論基礎。同時，葛洪又將道家學說中貴柔卻私、見樸抱素的思想改造、轉化為長生、成仙之道，為道教道德準則和中醫健康主張開辟了新的道路。

葛洪所著的《抱樸子》一書，其書名可能源于《老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兩句而來的。斯書共八卷，內篇20篇，論述神仙吐納符篆勉;外篇50篇，論述時政得失，人事臧否。整體上總結了魏晉道教神仙理論，確立了道家的煉丹理論。就是這個煉丹理論，開啟了世界化學煉丹史和中國中藥丹藥的先河。

葛洪認為，變化是客觀的、絕對的。他由此得出了物類可變的結論。《抱樸子內篇·黃白》把物類變化的范圍推得很廣。在葛洪看來，變化是沒有極限、沒有范圍的。事物會自然地從一種類型轉變為另一種類型，如高山變為深淵，深谷變為丘陵等等。變化可以為人所掌握、控制。人發揮主觀能動性干預自然的變化，就能讓這些變化為人所用。人可以通過一定的方法促使事物按照自己的愿望發生改變。一切在變，一切能變，這不僅是道教的物類變化觀，而且還是老子“反者道之動。”（《老子》第四十章）的基本思想。

萬物皆在運動，有運動才會變化，有變化才可能發展。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萬物，發展到了一個極端，都會反向另一個極端。運動變化，不僅是生理的常態，同時也是人體疾病的一個正邪斗爭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葛洪的變化論思想，最早主要是為論證其宗教信仰，但用來解釋人羽化成仙、煉鉛汞為仙丹的可能性，解釋神仙的神通變化，雖然是哲學、醫學、宗教信仰的雜糅，但也反映出宗教哲學與醫學哲學的差異。

二

人的長生不死得道首先要長壽，長壽則意味著少病或無病。《抱樸子·雜應》指出：“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葛洪就是本著以醫術救己救人、輔助修仙的思想，堅持多年，所以在醫藥方面多所鉆研并取得了非凡的歷史成就。

中醫學因其對人這一主體的關懷，導致其理論基礎只有向道家終極關懷中汲取支持。所以說，“醫者，道之流也”。道家以精、氣、神，謂之三寶，如果我們說中醫學的發展是在吸取了道學理論而形成的話，那么，反映的道學關于解決終極關懷問題，就成為了醫學哲學的研究對象。

葛洪在熱衷研究道教的同時，勤奮地鉆研醫術，其編著了許多醫書，尤其是《玉函方》一百卷，此書雖已佚去，內容難知，但顯然是一部集醫療經驗大成的巨著。同時，葛洪考慮到一些備急之作，“既不能窮諸病狀，兼多珍貴之藥”，對于“貧家野店”，是難以購辦的，于是在百卷《玉函方》基礎上，精心編撰成《肘后備急方》三卷（后世又整理成了八卷）。這部書不僅在中國醫學史上就急性傳染病、臟腑慢性病及外科、兒科、眼科和六畜病的治療方法、各種病因、癥狀作出正確描述，同時也奠定了葛洪在中國醫學史上不可撼動的崇高地位。

《備急方》內容包括內科雜癥、外科急癥、傳染性熱病、寄生蟲病、五官、婦、兒科等多種疾病。作者的原意是收集張仲景、華佗等前代名醫的醫方和周、甘、唐、阮諸家備急方藥。給他改編的人陶弘景又增加了大量內容。從今本《肘后備急方》來看，也確實保存有如扁鵲法、長桑君方、仲景方、華佗法、范汪方、小品等書所刪方藥的內容。

葛洪的醫學貢獻很多，許多都是開創性的貢獻。尤其是在《肘后方》中對瘧疾種類、癥狀與治療的描述和對藥物“分類歸整”、“藥證相應”的整理，對后代陶弘景重要著作《本草經集注》中的“法象理論”具有重大啟迪，其在《肘后方》卷三“治寒熱諸虐方”中載將瘧疾分為溫虐、瘴虐、勞虐，共計方劑三十余首，其中尤以“青蒿方”為著。

葛洪最早提出“厲氣”的概念，認為各種急性傳染病并非鬼神作祟，而是由自然界中一種不同于“風寒暑濕燥火”等六淫之氣的“厲氣”所造成的。還最早記載了羌蟲病。這種病是由恙蟲的幼蟲（恙螨）作為媒介而散播的一種急性傳染病。直到20世紀20年代，國外才逐漸發現了恙蟲病的病原是一種比細菌小得多的“立克次氏體”。

同時，最早記載了天花的流行。《肘后方》準確而詳細地描述了天花的典型癥狀，并且將其命名為“虜瘡”，認為是由俘虜傳入中原，并第一次提出了治療方藥。還第一次記載了狂犬病，提出應用狂犬的腦子敷貼在被咬傷的創口上“以毒攻毒”治療狂犬病。葛洪提出這種治療思想，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驅。葛洪還最早記載了結核病，書中不僅明確記載了肺結核的病狀和發病過程，而且還指出其具有傳染性，將其稱為“尸注”。

葛洪在《肘后方》中，創立的多種急癥治療技術，大大提高了急癥治療效果，包括人工呼吸法、洗胃術、救溺倒水法、腹穿放水法、導尿術、灌腸術等。最重要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啟發后世，2011年9月，以屠呦呦為首的當代科學家憑借這種高效、速效、低毒的抗瘧藥，獲得國際醫學獎，挽救了全球無數人的生命。從而，葛洪的名字鐫刻于人類文明史、中國醫學史的榮譽墻上，永遠熠熠閃光。（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 盧祥之）